近期，新修订的《增值税法》中有一个细微却极具象征意义的变化，悄然引发了广泛讨论：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药品和用品，将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像是一条不起眼的财政信息，但对熟悉中国人口政策的人来说，它背后藏着一次方向性的巨变。

那便是，一个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免费 + 低税”时代，宣告终结。

在中国，避孕药具从来不是一个普通商品。

20世纪七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发放，不需要花钱。

进入市场化后，政府仍承担了部分免费供应的职责，同时保持了增值税免征，这意味着它在人口政策中被赋予了“工具属性”。

1950—20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带来巨大的资源压力，国家从6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计划生育，1973年国务院决定，对14种避孕药具实行免费供应，到1994年，宣布避孕药具免增值税，这一政策层面对避孕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今天。

也就是说，中国从人口压力、资源有限的时代，一路延续到“鼓励少生”“控制生育”的框架，持续了足足半个世纪。

如今，免税取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国家在人口政策上实现了彻底转向。

过去担心人口太多，如今担心人口太少。生育率连年下行，总人口连续负增长，年轻人生育意愿不断下降。

理论上，AI、人形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可以在未来弥补劳动力缺口，但国家并不希望在人口上经历“急转弯式下坠”。

人口是经济的基础，人口通缩不只是老龄化，它会带来消费萎缩、产业收缩、养老金缺口扩大、社会预期变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相比这些系统性风险，避孕药具每年500亿左右的市场规模、取消免税所带来的增量税收，根本算不上什么。

政策的目的不是“多收税”，而是“告诉全国：鼓励生育的时代要真正开始了”。

与此同时，配套政策已经在系统性落地。

从育儿补贴，到推动幼儿园免费教育；从生育假制度，到“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未来高中、幼儿园都有可能纳入义务教育；甚至有人提议缩短中小学学制，让女性更早毕业，提升生育窗口期。

总的来说，从“鼓励少生”到“鼓励生育”，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但从“鼓励生育”到“必须生育”，可能只需要几年。

此外，财政部部长近日在《人民日报》刊文，提出要“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这件事的影响同样被严重低估。

过去十多年，地方政府尤其是三四五线城市，在招商引资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和财政补贴。

一旦这些工具收紧，资源将更依赖市场机制配置，大城市凭借产业链、人才和消费优势，会更强，小城市可能会更难。

这不是添堵，而是规则的回归：以后拼的不是谁优惠更多，而是谁更有竞争力。

与此同时，税收征管将更趋规范化、标准化。

“富人多交税、避税空间变小”将成为长期趋势。

在强监管体系下，地方增收只能靠税基扩大、靠规范征管，而不是靠补贴、靠价格战、靠恶性竞争。

内卷式竞赛会逐渐被抑制，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确定性反而会升高。

一个时代正在明确结束：

依赖人口红利的时代结束了。

依赖优惠政策招商的时代结束了。

依赖低税、低价、补贴的时代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人口要稳住，生育要鼓励，年轻家庭要支持；

资源要流向高效率城市，税收要回到规范轨道；

市场要发挥真作用，而不是靠短期竞争来卷死彼此。

取消避孕用品免税，只是一个信号，但信号背后的逻辑比政策本身重要得多。

它告诉我们：人口格局、产业格局、财政格局、城市格局正在重塑，中国真正进入了新周期的起点。

未来十年，中国所有的社会政策、财政政策、城市发展路径，都将围绕“人口”和“效率”重新展开，而这也将决定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基本方向。

如果说过去五十年是控制人口的时代，那么接下来的五十年，将是争夺人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