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中，“不杀生”和“救苦救难”是两大核心理念，象征着慈悲和对生命的尊重。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时期，许多佛教僧人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些传统教义，挺身而出，投身抵抗敌人的战斗。其中，有一位僧人特别突出，他就是巨赞法师。 在抗战时期，巨赞法师不仅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还亲自上阵，与敌人战斗。他被周总理称赞为“上马杀贼，下马求佛”，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与坚定的信仰。新中国成立时，巨赞法师作为唯一一位被允许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僧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尽管战后新中国为他提供了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巨赞法师却选择脱下军装，重返佛门，继续弘扬佛法。他从未动摇自己的信念，表现出了无畏的精神和崇高的品格。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场盛大的庆典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筹备工作中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包括参加人员的选择。除了许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被邀请参与。 在开国大典当天，除了国家的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参与者是身穿僧袍的巨赞法师。他是唯一一位被选为开国元勋的僧人，成为600名开国元勋中的独特一员。这样的身份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人们通常会将佛家理念与战争对立，而巨赞法师却在抗战中展现了与众不同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巨赞法师，原名潘楚桐，1908年出生在江苏江阴县。那个时代，国家动荡不安，人民疾苦。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百姓饱受战乱之苦。随着清朝的灭亡，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混乱，军阀割据，战乱四起。然而，巨赞法师的童年并没有被这些社会动荡所影响。他努力学习，凭借自己的才华进入了江阴师范学校，后来还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成为一名少见的大学生。正是这些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研究佛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尽管学业有所成就，巨赞法师并没有将目光局限在课堂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危机，深知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抵抗外敌侵略，重振中华。因此，他积极投身于爱国活动，成为一名坚定的抗日分子。在大学未毕业时，他回到家乡，担任学校校长，积极组织和参与地方的抗日运动。他带领当地的中小学教师进行罢课游行，宣传抗日思想，号召大家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

由于他积极参与抗日运动，巨赞法师成为敌人眼中的“眼中钉”。1930年，他被当局通缉，不得不逃往杭州，最终在灵隐寺躲避追捕。原本是为了避难，巨赞法师却在灵隐寺接触到了佛教，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佛教经典对他而言非常晦涩难懂，但在慧明住持的帮助下，他很快便理解了其中的深刻含义。 经过一年的修行，巨赞法师决定剃发出家。慧明法师和却非和尚主持了他的剃度仪式，给他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来改为“巨赞”。他当时只有24岁，后来前往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专心学习佛法。 巨赞法师全身心投入到佛学的学习中，尽管佛法内容艰深，他却始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专注。他阅读了大量的佛经，并在三年后，成为了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的教授。尽管在佛学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依然认为学问没有尽头，因此继续在南京支那内学院深入学习，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爆发后，巨赞法师开始将佛学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他不仅在“南岳佛学讲习所”任教，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他组织了多个佛教抗战团体，撰写了《佛家之救亡抗战论》，呼吁僧侣们放下经书，投身抗战。 巨赞法师的言论引起了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他被推荐给了共产党高级领导。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后，巨赞法师成立了“佛教抗战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和“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在佛教界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他还写下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倭寇凶暴，天绝人性，勉强忍之，在我则丧失人类之本心，在彼反利我之思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这些言论激励了更多的僧侣加入到抗战的行列中。 巨赞法师因其坚定的信仰和不畏强暴的精神，赢得了广泛尊敬。他被周总理称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成为唯一一位在开国大典上站在天安门的僧人。 虽然巨赞法师终身修行佛法，但他始终保持着广阔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他的一生既奉献给了佛法的传播，又不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他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佛法与国家大义的结合，也让人深刻理解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真正含义。这句话，既是他修行的境界，也展现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真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