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这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继2018年启动分娩镇痛试点工作后，再次以发布重磅文件形式，推动分娩镇痛的全国普及工作。

作为一名麻醉科医生，笔者见证了中国分娩镇痛从“无人问津”到“星火燎原”的发展历程，此刻回首，既欣慰于政策与技术的双重进步，又感慨于全面推进分娩镇痛工作仍面临重重挑战。

分娩镇痛的“破冰之路”

分娩镇痛，即大众熟知的“无痛分娩”，通常指椎管内分娩镇痛技术，主要包括硬膜外腔镇痛、蛛网膜下腔镇痛、蛛网膜下腔—硬膜外腔联合镇痛等。医学界公认这是一类安全成熟的技术。

中国分娩镇痛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为“北大医院”）麻醉科张光波教授牵头开展“硬膜外阻滞分娩镇痛”临床研究，并在翌年撰写论文《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探讨》，证实了分娩镇痛的可行性。

遗憾的是，论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发表。几十年后，在多方努力下，论文正式发表，成为我国分娩镇痛发展状况的宝贵记录。

分娩镇痛的系统性探索始于20世纪末。2001年，北大医院在全国率先成立“分娩镇痛多学科协作组”，由麻醉科和产科共同参与，开创了“中国式分娩镇痛”管理模式。2002年，北大医院举办首届“全国分娩镇痛学习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参加。

那时，国内开展分娩镇痛的医院不足1%，许多产科医生甚至认为“疼痛是分娩的必经之路”。早期开展分娩镇痛的阻力超乎想象：麻醉医生人力不足；产科医务人员担忧分娩镇痛影响产程；产妇家属对麻醉存在误解，认为分娩镇痛会影响新生儿智力发育；分娩镇痛收费标准缺失，大部分地区硬膜外麻醉收费不足200元。

笔者所在团队坚持用研究数据“说话”，2003年，团队在《中华麻醉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规模化分娩镇痛的可行性》，对819名接受椎管内分娩镇痛产妇情况进行分析后证实，分娩镇痛可将剖宫产率降低10%~15%，且不增加新生儿不良结局风险。这一结论逐渐让业界的保守观念开始松动。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首批913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建设工作。此次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分娩镇痛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底，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到2027年，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这意味着分娩镇痛将从试点探索迈向全域覆盖。

技术突破与体系建设

中国分娩镇痛的推广史是一部多学科协作、政策创新与社会观念变革的交响曲。

分娩镇痛需要产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协作联动。在欧美指南基础上，笔者团队针对中国产妇特点，对部分技术进行了本土化创新。例如，采用低浓度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与欧美指南推荐方案相比，虽采取同样的镇痛药物，但该方案采用药物浓度及剂量是国外的三分之二，既能达到较好的镇痛效果，又减轻药物带来的运动神经阻滞现象，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行走的分娩镇痛技术”。产妇间歇脉冲硬膜外输注技术（PIEB），即通过硬膜外导管外接脉冲镇痛泵，产妇可以按需自主追加药量，以提升其舒适感，并能满足全产程的镇痛需求。以往，产科医护人员往往对分娩镇痛有顾虑，担心产程延长，尤其是第二产程延长。2014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编写的《新产程标准及处理的专家共识》发布，率先提出第二产程继续镇痛理念，即运用“适度镇痛”以避免消除宫缩感并保护产力，并于2019年在《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新产程标准下全产程分娩镇痛对母婴结局的影响》，引领了行业理念更新。

分娩镇痛的“升级”不仅是技术的迭代，还是服务模式的革新。北大医院探索出三大核心机制：麻醉医生进驻产房，24小时值班，打破“麻醉医生只属于手术室”的传统；开设产科麻醉评估门诊，在产前评估镇痛适应证，提前与产妇和家属接触、沟通，提供分娩镇痛的咨询服务，缓解焦虑、化解风险；设置“即刻剖宫产”应急流程，确保在镇痛状态下如遇胎盘早剥、胎儿窘迫等紧急情况实施剖宫产的安全性。

2018年，笔者与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北京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副主席尹玲教授共同发起“常春藤·无痛分娩基层行”公益项目，改变以往“请进来”办培训班的模式，专家小分队“走出去”到基层，送知识、传理念。6年间，专家团队足迹遍及内蒙古、山东、四川、河北、陕西等10个省份，通过“理论培训﹢模拟演练﹢实地带教﹢培训后质控指导”的教学模式，为基层医院培养骨干7200余人。

从“可及”到“优质”的跨越

尽管我国分娩镇痛工作已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一些现实挑战仍然存在。

第一，资源分布不平均。数据显示，分娩镇痛试点工作开展后，试点医院分娩镇痛率从2018年的不足10%提升至2022年的53.2%，但全国平均水平仍徘徊于30%。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三甲医院分娩镇痛率达70%~90%，但中西部地区县域医院分娩镇痛率不足20%。除了医疗资源，相关人才的短缺也是现实问题之一，全国麻醉医师仅10万人，若全面普及分娩镇痛，需额外增加2万余名专职产科麻醉医生。此外，仍有部分地区没有设立较为合理的分娩镇痛专项收费标准，绝大部分省份未将分娩镇痛单独纳入医保。

第二，医患认知有误区。2023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家属认为分娩镇痛会“影响新生儿智力”，25%的产科医生担忧分娩镇痛会“延长第二产程”，60%的基层医院未设立镇痛后胎儿监护流程。

第三，服务链存在“断点”。孕产妇的产前教育存在缺失，仅12%的孕妇学校会为孕妇及家属系统讲解分娩镇痛；产后随访也存在空白，鲜有医院会追踪分娩镇痛对母乳喂养、产后情绪等带来的长期影响。

未来，开展分娩镇痛工作的“攻坚”，仍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首先，构建分级诊疗网络。三甲医院等应承担建立研发标准化培训体系、建立区域性技术支援中心等相关职责，同时，县域医院可推广“麻醉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新生儿科医生”协作模式，简化镇痛流程。

其次，配套政策亟待出台。例如，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付费单列项目；提高麻醉医生产科轮岗待遇，设立专项考评指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分娩镇痛质量（镇痛效果及安全性）评价标准，建立全国分娩镇痛不良事件上报系统，并定期反馈、指导。

最后，社会动员须“破圈”。除了通过媒体加强宣传，还要积极开展家属教育。例如，在婚检、孕检等环节增加分娩镇痛科普模块，以利于推广实施，同时，鼓励产妇主动参与决策。

从第一例椎管内镇痛开展，到国家全面推广实施，分娩镇痛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终究要回归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正如一名接受了镇痛后顺利分娩的产妇所说：“无痛分娩不是‘怕疼’的矫情，而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尊重。”

医者说

共同期待无痛分娩加速普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尹玲

作为一名在妇科微创领域深耕30余年的医生，手术室是我日复一日守护生命与健康的“战场”。在这里，我见过太多女性因生育留下了伤痛的印记。

盆腔、腹腔内的复杂粘连，剖宫产切口部位妊娠、剖宫产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些因剖宫产遗留的问题，在患者再次接受妇科或外科手术时，犹如定时炸弹，不仅大幅延长手术时间，更显著增加了术中出血、术后感染的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器官损伤，给患者带来难以预估的伤害。

目睹这些，我的内心充满痛心与焦急。正因如此，我迫切希望分娩镇痛技术能够进一步普及，同时期待产科助产技术不断提升，让自然分娩率大幅提高，从而有效降低剖宫产率，更好地规避因不必要的剖宫产引发的诸多风险。

值得欣喜的是，普及无痛分娩如今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国家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各级政府积极响应，无数医务工作者也在为之不懈奋斗。“到2027年，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这一目标是承诺，更是希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共同期待，每一名准妈妈都能在温柔与安宁中，迎接新生命的降临。

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曲元

编辑：胡彬 杨真宇

校对：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