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常声称，《崇祯历书》中采用了开普勒的天文研究成果。然而，笔者翻阅《崇祯历书》，细致阅读、浏览、检索，依然找不到开普勒（或称克卜勒、刻白尔、格白尔）的名字。事实摆在眼前：无论如何查找，确实没有。

若有人确实在《崇祯历书》中发现了开普勒的大名，笔者会立刻重新核对原书版本，查看是否存在误记。如果确有误，必定第一时间更正。《崇祯历书》原始署名为极西耶稣会士邓玉函译，尽管他在历书开编前已去世；另有汤若望同订。然而，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后，署名翻译的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汤若望。明明是同一部历书，翻译者却说变就变，这不免令人费解。

在西方史料叙事中，汤若望据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入华。然而，《畴人传》却记载他崇祯二年（1629年）才来中国，二者相差整整九年，显然有人篡改了他的入华时间。徐光启的奏疏显示，崇祯三年邓玉函去世后，朝廷才征召汤若望与罗雅谷入京。这意味着，汤若望刚来华，不到一年，就被安排参与《崇祯历书》的编制。然而，他当时中文不流利，交流困难，如何能真正参与历法编制呢？这显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同样地，南怀仁的履历也存在造假。西方史料记载他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抵达澳门，两年后到北京，与汤若望共同修订历法。然而，《畴人传》明确指出南怀仁入华是在康熙初年，也就是1662年。由此可见，尚未到华的南怀仁，却被描写为参与修订中国历法，令人惊叹其神奇。

至于西方赫赫有名的开普勒，《畴人传》中并未收录他的传记，仅偶尔提及一个名为刻白尔的人物。西方学者据此认定其为开普勒，排在十四位传教士中的最后一位。在卡西尼（噶西尼）传引述的资料中，刻白尔的评价是：刻白尔以平行为椭圆面积求实行，用意甚精而推算无术。也就是说，他的结论没有清晰的推导过程，传教士意在抬高卡西尼，却让开普勒露出破绽。

相比之下，卡西尼被赞为：西尼又立借角求角之法，极补凑之妙，谓太阴……最大者不在雨弦，而在朔弦、弦望之间。这些术语——朔弦、弦望——都是华夏特有，遥远的西方卡西尼未到中国，如何可能使用这些术语？

《畴人传》中辑录的第谷传同样未见开普勒（格白尔）之名。第谷的著作被称为六卷，其中对天文概念的表述使用了大量华夏术语，如真气、日躔宫度。戴震甚至指出，所谓西洋新法袭回回术，经测定多属欺人之说。

第谷传的最后一页才出现开普勒的名字，但仅仅作为火星图的续著五卷七十二章，三大行星定律踪迹全无。汤若望等传教士称默爵（James Metius）在第谷之后制远镜仪，其实就是发明了望远镜。第谷1601年去世，这个时间足够称为世界首创。然而，默爵几乎不为西方史料提及，西方反而称1609年的伽利略为发明者。

西方史叙述中，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自33岁起提出所谓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周期定律，即开普勒三大定律。然而，笔者查证发现，这些成就并未在当时《崇祯历书》或《历象考成》中被记载。所谓三大定律，是在八十多年后才通过西人的不断创作和润色逐步堆叠出来。1883年花旗国传教士丁匙良在《西学考略》中，首次系统表述开普勒三大定律，并附公式，但仍未说明行星运行机制，只承认世尚未悉。由此可见，用以替代中国古代一气运动的引力概念，远晚于1883年才出现。

1608年，37岁的开普勒据称发现了哈雷彗星。奇怪的是，西方并未以他命名彗星，而是以后来的哈雷命名，这显然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有学者认为，开普勒的事迹被记载在《历象考成》中。但康熙五十二年（1713）成书的《历象考成》无论武英殿本还是《四库全书》本，内容沿袭《西洋新法历书》，未见开普勒名字。开普勒的故事后来被传教士加在《历象考成后编》中，但乾隆二年（1737年）初版仍未出现开普勒，仅提到第谷、卡西尼、法兰德。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十五日，《历象考成后编》奏疏中提到：自康熙中，西洋噶西尼、法兰德等出，又新制坠子表以定时，千里镜以测逺，以发第谷未尽之义。——仍无开普勒。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奏疏才出现刻白尔，但仍只涉及椭圆面积和逐日平行之度，三大定律详细内容无踪。

再看托勒密与哥白尼的例子。《畴人传》记载多禄某（托勒密）是东汉顺帝永建年间人，而哥白尼则应在元始616-622年，但西史叙事将哥白尼生卒年列为1473-1543，差距近千年。难道千年前的哥白尼穿越至文艺复兴时期？

阮元对科学家和仪器的记载详尽，卷二十五对郭守敬的器物制作一一描述，并注明出处，便于后人考证。由此可见，《畴人传》中西洋资料大多托名于西人之书，实则出自中国之手。

《畴人传》成书刊印后，纠正了崇西黜中的错误观念，学术界广为欢迎。华蘅芳（1833-1902）在《学算笔谈》中撰文《论〈畴人传〉必须再续》，对此贡献显著。华蘅芳家学渊源深厚，自小广泛学习历代数学名著，又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如《金石识别》、《地学浅释》、《御风要术》等。翻译多由口述完成，由华蘅芳与徐寿等执笔，可见其学问深厚与耐心。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指出，江南地区学者群体通过守山阁丛书及墨海书馆等机构，延续明末耶稣会士译作，为19世纪西学复兴奠定基础。华蘅芳弟弟华世芳亦在光绪十年补充续写《畴人传》，收录更多人物。

诸可宝、黄钟骏父子续编的《畴人传三、四编》，虽收录西方学者，但多沿袭墨海书馆传教士提供的资料，不加考证，甚至同一人物立不同传记，导致事迹、成就差异显著。如此一来，西方科学家在中国书中逐步浮现，并被引用于世界学术界。

西方学者如史密斯将《畴人传》誉为中国关于数学史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比利时传教士赫师慎对书中西方科学家未加质疑，反映了对中国资料的不完全理解。晚清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学者在对比研究后形成西学中源的思潮。《畴人传》中明确指出，所谓西历的种种创新，多数早已存在于中国旧法中，西人不过借用而已。

这一思潮不仅由阮元、黄宗羲、王锡阐等学者支持，还有冯澂、戴震、梅文鼎、全汉昇等不为现代人熟知的学者参与。冯澂通过比较中西方光学、农学、矿物学、代数学等知识，发现华夏古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梅文鼎更是系统论证西学中源，指出西方历法、代数、七曜等概念均源于中国，最终由康熙御笔钦定，成为官方权威观点。

清初传教士来华学习中国典籍与知识广为人知，但善良的中国人往往高估其贡献。梅文鼎与李善兰等人系统论证了中西数学、历算的同中之异，明确指出西方历法虽精，但基础仍在中国旧法之上。康熙、方以智、王仁俊、张之洞、李鸿章等均曾支持西学中源的学说，彰显中华文明在科学史中的独立与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