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减肥,当今最火的莫过于GLP-1。但为什么有人一个月瘦十斤,停药以后却完全反弹?快速掉秤背后可能隐藏哪些风险?
这一期,我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昂教授,和大家聊聊最近特别火的GLP-1,也聊聊普通人的体重管理,到底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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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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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GLP-1您自己或者家人用过吗?
李昂教授:我自己确实没有用过。但身边不少朋友和患者会问:“你老开这个药,自己没试过?”其实我并不抵触,只是觉得自己目前没有适应症,还不太需要。但也许过几年,如果出现糖尿病或体重问题,该用就用,没什么好犹豫的。
不过家人朋友里,有糖尿病或体重困扰的,确实能观察到他们用药后的效果和一些不良反应。
菠萝:之前有一段时间,GLP-1管控不严,线上平台很容易买到。您作为医生,当时担心过吗?
李昂教授:2023年6月,我在《新京报》专栏采访时就直言过,这类药如果不加管控,会很麻烦。当时可能听起来还有点锋芒,但现在回头看,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这类药物在临床广泛应用也就十年、二十年,三四十年的数据还很少。如果门槛放低,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也能获益”?但我们要考虑长期影响,比如通过减重,会不会同时减少“瘦体重”,也就是肌肉。
现在国家都在呼吁存肌肉了,所以通过药物减重的过程,尤其对于中年甚至中老年人,是不是也可能会增加一点肌少症或者骨疏松的倾向,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没有十年、二十年,骨骼健康的问题可能暂时还无法凸显出来。
肌肉不仅是力量来源,更是人体的“葡萄糖仓库”和“蛋白质储备池”。肌肉流失不仅导致跌倒骨折风险急剧上升,还会造成基础代谢率永久性下降,这是停药后“脂肪加速反弹”的核心原因之一。所以,减重时保肌肉,比减体重本身更关乎生存质量。但这个问题,当前被谈论得还不够。
菠萝:我分享下自己的经历。我打过一次GLP-1,确实抑制食欲,一个月瘦了十斤。但过了两个月,体重基本全回去了。我去测体脂率,发现掉的一半是肌肉。我那时还在健身,等于白练了,脂肪比例反而升高了。
李昂教授:这些年GLP-1类药物从单靶点发展到双靶点、多靶点,但GLP-1始终是核心主干。不良反应普遍集中在胃肠道: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泻或便秘。早期药物中,不良反应强度有时反而预示减重效果;而现在新型药物,不良反应和减重效率没那么强挂钩了,有些人只是“吃两口就饱”,并不难受,但减重效果也可以。
不过,你提到的反弹和身体成分问题,我们也认为是这类药物如果不联合其他方式,几乎无法避免的通病。
药理上,大剂量用药会“强压”身体的受体反应,抑制食欲和胃肠蠕动。但药不能停,一旦停药,食欲和体重大概率反弹,这不是主观意志能控制的,因为神经系统也会被影响。
另外,减重和减脂是两回事。这类药是“减重”,肌肉和脂肪都会掉,只是比例问题。体重大、脂肪多的人,掉点肌肉可以接受;但如果你本身只是微胖甚至正常体重,肌肉流失就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菠萝: “减重”和“减脂”这个两个词的区别太重要了。
李昂教授:所以我们一般不推荐正常体重的人用这个药。我常打个比方:如果你希望靠它为自己的身材锦上添花,那就像海市蜃楼,你在朝着绿洲走,但永远走不到。因为你的目标(减脂)和药物的实际作用(减重)不匹配。
超重肥胖的人脂肪多,按比例肌肉相对也多,所以掉一点肌肉可以接受。但当体重降到某个临界点(比如超重的边界),脂肪和肌肉比例相当,再用药,脂肪继续掉,肌肉也掉,一旦反弹,回来的往往更多是脂肪。而肌肉掉了要想再长回来就太难了。
菠萝:所以如果正常人想靠GLP-1长期维持体重下降,基本不可能实现?
李昂教授:要分层看。现代社会超重肥胖、运动少的人,如果状态很差,这类药可能是雪中送炭:把他们从沟里拉回来,也能带来一定长期获益。但这部分人可能需要长期低剂量维持,因为停药反弹是大概率事件。
但如果有点时间、能管理饮食和活动、去健健身,体型自然就好了,这个药就不是必须的,GLP-1锦上添花的能力有限。
菠萝:所以如果你情况真的糟糕,用它至少有办法好转。但后续维持大概率还是要加上运动和饮食调整,综合管理。
李昂教授:对,这类药每个剂量都有上限,比如100公斤的人,用最大剂量平均能降多少,我们是有预期的。降到一定平台就下不去了,那就得联合其他方式。而且策略要动态调整:比如说你很难要求200斤体重的人去蹦蹦跳跳,他的膝关节、心肺都受不了,但如果体重降到了170斤,他就能做以前做不了的活动了。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策略,不是一招鲜吃遍天。
菠萝:我有个朋友,女生,体脂率高,用了GLP-1,开始减了十来斤,然后进入平台,加量也下不去,很困扰。我问她代谢指标,她说都没有三高。我个人觉得,如果BMI稍高但代谢正常,是不是没必要再减了?
李昂教授: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专业上我们一般给两个建议:
第一,药物应答有差异。任何药物,即便多靶点提高了减重概率,临床实验中总有10%左右的人体重没变化甚至增加。受体反应因人而异。
第二,配套策略很重要。比如熬夜、睡眠不好、肌肉量少,都会影响代谢。如果休息好、饮食活动配合好,药物的方向才更有把握。
更关键的是——我们究竟把减重看作“结果”还是“过程”?
在今天的医疗的逻辑当中,我们是减重是过程,绝对不是目的。如果是以减重为目的的减重,是走不通的,总有一天会到平台,到不了目标,人就放弃了,觉得失败。
减重应该是过程,那目的是什么?是代谢改善,是减轻日常负担(上二楼不喘了,生活不费力了),是减轻健康负担(血糖、代谢、膝关节炎、睡眠呼吸暂停、胃肠反流、肥胖相关肾病等等)。
这些问题如果越来越多,减重就有意义。虽然不能说减重后这些问题百分之百消失,但通过减重,可以综合性地大幅改善它们,比每个系统单独用药更高效。
所以我们看的是比例,哪怕200斤只降到160斤,没到140斤,如果降幅达到20%~40%,能够很好地预示着减重带来的一些代谢获益,或者疾病的缓解,那算是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因此,GLP-1是处方药,管控严格,因为它不是为了“减重而减重”,而是为了医疗级别的健康管理。
菠萝:临床上有没有BMI超标但挺健康、没三高的人?
李昂教授:国内外数据都表明有。我们把这种叫“代谢健康型肥胖”。这些群体现在评估没事,过去也没事,但和同龄同族群的瘦人放在一起长期观察,他们仍然会在中长期出现问题。这类人群目前虽然没有三高,但长期来看,其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风险仍显著高于代谢健康的正常体重者。这种风险就好比是一个缓慢充气的气球,压力虽然还没爆发,但壁已经在变薄了。所以体重管理对他们而言不是“治病”,而是“防患于未然”。
菠萝:所以长期管理很重要,不是追求短期减重,而是长期监控?
李昂教授:对。开始是减重,减到一定程度后,任务就变成预防反弹。体重是一个慢性的、复杂的、且容易复发的疾病:“复发”就是反弹,所以它需要被长期管理。
好比打游戏:第一刀把Boss打下去,Boss变身第二阶段,如果你掉头就走,就会被反扑。减重也一样,第一阶段目标达成后,后面要维持体重、避免反弹,这是长期工作。
菠萝:GLP-1最早是降糖药,后来才发现能减重。长期打会有低血糖风险吗?
李昂教授:首先,GLP-1在不同器官、不同浓度下作用不同。低剂量降糖,中高剂量减重。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汽车的换挡,第一、二档是降糖,而三档、四档、五档往上是减重,所以你可能很难在低档情况下实现很好的减重,而更高档情况之下,对糖尿病患者没有额外的刺激。因为中低剂量就能促进胰岛素分泌,足够降糖,而更高剂量下在胰腺的受体已经饱和,效果不会叠加,而是作用于胃肠道和神经系统,产生饱腹感和排空延迟,从而实现减重。
更重要的是,GLP-1促进胰岛素分泌是血糖依赖性的:血糖高时多分泌,血糖不高时不会额外刺激。所以即便没有糖尿病的人用大剂量,也不会因为药物本身引起低血糖。当然,如果极端情况下几天不吃东西,谁都会低,但这不是药物相关风险。
菠萝: 有些人打完针后反馈说“感觉有点不开心”,好像会影响快乐中枢。但从临床数据看,这方面好像没有被特别强调为副作用,您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样?
李昂教授:药品说明书和临床试验里,对情绪和神经系统问题确实有明确说明:这类药物对明确的精神系统疾患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在真实世界研究和大众观察中,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突出。临床上我们也不会常规去评估患者是否存在严重精神疾患。
目前认为两者兼有——药物不仅通过胃肠道让你“不想吃”,还可能直接作用于大脑的奖赏中枢,降低对食物愉悦感的期待。这种机制对暴食症患者可能是好事,但对本身情绪依赖食物的人,就可能出现“无欲无求”的轻微低落感。所以究竟是药物减少了食物带来的快乐来源,还是因为不想吃导致身体有点郁郁寡欢?其实两方面或多或少都有。
GLP-1对神经系统本身确实有一些不同核团的抑制作用,一方面调节食欲让你不想吃,另一方面对情绪可能也会有一些连带影响,但通常不那么明显。所以临床上这个问题不突出。
但如果遇到极端情况,或者患者本身存在明确的抑郁情绪,我们还是要关注。有些糖尿病患者本身就容易伴有焦虑抑郁情绪,而抗抑郁药物又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血糖升高,所以两边需要找一个平衡。总的来说,情绪方面的问题不大,但对特定人群还是需要高度关注。
菠萝:现在有很多新一代的双靶点、多靶点药物,整体在控制体重和副作用方面都比老的好一些?
李昂教授: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把通向“减重”这条路想象成通往大山的,最早可能是土路、乡路,后来变成国道、高速路,再变成跨海大桥,越来越高效。多靶点药物本质上是在不同方向上提高了这条路的通行效率。
数据上也很能说明问题。单靶点药物大概有15%左右的人用了没效果、会反弹,但双靶点、多靶点药物的不应答比例明显下降。怎么理解呢?好比家里投资100块钱,其中80块赚钱、20块亏钱;但如果另一种投资只投90块,但90块都赚钱,那自然赚得更多。所以多靶点药物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不应答的比例,也就增加了减重的把握。
当然,多靶点药物还有一个优势:它可能减少了一些不良反应,让患者能够耐受更大剂量,从而获得更好的减重效果。
菠萝:所以如果有人用单靶点效果不好,可以换双靶点试试?
李昂教授:理论上可以,但前提是所有药物都还存在的情况下,多靶点可能比单靶点强一些,但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多靶点药物有不同的受体配比,比如GLP-1加上另外一个靶点,这个比例本身就有讲究。
我打个比方(虽然不太恰当):单靶点像白米饭:一碗不够来两碗,两碗不够来四碗;但多靶点像鱼香肉丝盖饭,那你做这份盖饭时,问题就来了:是一碗饭配一盘菜,还是四碗饭配一点点菜?另外每个人口味不同,是鱼香肉丝盖饭还是宫保鸡丁盖饭?菜谱、比例不同,吃起来的效果和体验完全不同,也要所以未来我们还需要根据每个人适应的情况,讨论不同的药物配比。
菠萝: 如果GLP-1到了平台期,临床上标准的建议是什么?换药还是继续加大剂量?
李昂教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先检查患者的用药执行情况和配套策略是否到位,然后同步考虑加大剂量。
很多患者把所有心理预期都压在“加量”这件事上,但生活方式是否有调整空间才是关键。比如适当增加情绪调整、冥想放松;再比如很多患者打完药不想吃饭,身体没力气,就一整天不动,但不动代谢效率就会下降,消耗自然减少。
这背后是人体精密的“代谢适应”机制——体重每下降1%,全天总能量消耗会下降约20-30千卡。你减了10斤,身体就自动“节能”了。平台期不是药效没了,而是你新的低消耗状态和摄入达到了新平衡。要打破它,必须主动制造“代谢不匹配”,这正是运动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虽然可能会给患者开更大剂量的处方,但同步传递的信息是:剂量增加的同时,其他方面也要配合。这样体重的下降就不会被只归结为药物剂量,而是整体管理是否有效。
菠萝:那配套策略具体包括哪些?您临床上一般怎么建议?
李昂教授:我们核心讲的是保证基础代谢率的饮食和活动。很多患者迫切希望立竿见影,启用药物的同时,还采取极端节食和过量运动,但越快反而效率越糟糕。减重是中长期的事,需要慢慢来。
我们一方面会下调患者的预期,告诉他们不要用特别迫切的方式。如果通过极端节食和过度活动来做配套,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正确的做法是:
饮食:保证基础代谢率的基本摄入,平衡饮食。
活动:循序渐进,有氧消耗 + 抗阻训练(保留肌肉)。一周内根据工作和生活节奏安排运动量,能匹配最好。
情绪管理:如果为了运动压缩睡眠、整天焦虑不安,那宁可牺牲一点活动,也要保证睡眠和情绪松弛。
我们倡导的是通过饮食、活动、情绪管理、睡眠多个维度的综合调整,保持一个相对松弛的状态,适度制造能量缺口,不要过激。然后根据体重下降的斜率和速率,逐步调整策略,核心是长期主义。如果没有一年的时间,100公斤想减到80公斤,很难实现,而且我们也不希望那么快实现,因为快速减重往往伴随着更强烈的反弹。像一些短期减肥营,可能体重秤数字变了,但对中长期代谢获益和并发症风险降低,实际帮助有限。
从能量代谢角度看,一公斤纯脂肪能提供的热卡,如果完全靠它燃烧来实现减重,大概相当于七天到十天不吃不喝。但现实中如果真这么做,掉的可不是脂肪:脂肪很快会被锁住,流失的主要是水和肌肉。
所以如果换算成每天、每周甚至每月的体重降低,一个月一两公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80公斤的人半年减到70公斤,有两种路线:
路线一:从80公斤用6个月逐步减到70公斤——我认可这个,肌肉有保留,策略合理。
路线二:80公斤一两个月掉到60公斤,然后三四个月反弹到70公斤——虽然终点一样,但情绪经历大起大落,身体素质也完全不一样,肌肉比例会掉得更多。
菠萝:所以哪怕打GLP-1,也要慢慢减?
李昂教授:是的。打个比方:下坡的时候骑车或跑步,你一定会捏着闸控制速度。减重也一样,捏着闸往下走才是真本事。如果完全任由其俯冲,刚开始觉得风吹着很舒服,后面可能就要翻车了。
减重是过程,不是目的。我们要的是在可控速度下,尽量偏向减脂肪、保留肌肉和身体素质,最终实现代谢获益和健康风险降低。
菠萝:平时我们怎么监控自己的代谢?
李昂教授:肥胖虽然是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但它的风险涉及很多其他学科。比如女性可能有的妇科内分泌问题(月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征),常和胰岛素抵抗、肥胖相关;再比如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鼾症),也和肥胖有关,而这些疾病又和心血管风险、血压、血脂、血糖等问题相关联。
所以肥胖的评估是多系统性的。我们需要定期抽血化验,关注血脂、尿酸、血压,以及钙磷代谢、骨代谢等指标,做纵向的前后对比。这样才能全面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
菠萝: 在GLP-1出现之前,除了节食和运动,还有哪些临床上的减重方式?
李昂教授:我们可以把减重方式按效果排列成一座高楼——效率低的在低层,效率高的在顶层。
低层——饮食和运动:医学营养治疗和运动处方,通过专业评估后给出处方级别的饮食和运动方案。平均来说,100公斤的人能减到95公斤左右。
中层——药物:国内主要有GLP-1类(处方药)和奥利司他(非处方药,抑制肠道脂肪吸收)。在国外还有一些中枢神经抑制剂,作用机制是抑制食欲,适合特定肥胖分型的人,目前国内暂未获批。
高层——内镜下治疗:比如在十二指肠放一个“套管”,让营养素不被高效吸收。但这是短期的,一般带一两个月就要取出来,不然会导致其他营养素缺乏。它不算手术也不是药物,属于内镜下操作。
顶层——减重(代谢)手术:比如胃减容术、Roux-en-Y胃旁路术等,改变胃肠容积和效率。欧美研究中能达到约40%的体重降低,反弹也较少。但这是大手术,术后也需要长期管理,如果效果不理想还有修正过程。
菠萝:这些方式未来还会一直共存下去吗?
李昂教授:就像生态系统一样,此消彼长,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一定是共存的。内镜下操作这几年才冒出来,我相信随着认识深入和更多方法被验证,还会有创新疗法不断涌现,变成标准治疗,进一步平衡各种疗法之间的关系。
方法越多我们越欢迎,但不太可能某一种一家独大。未来更多是综合管理:饮食活动是基础,药物配合,如果需要手术或内镜操作,术前术后也要长期管理。搭配组合丰富起来,给不同患者提供更多个性化的选择路径。
菠萝:您也负责青少年体重管理,青少年能用GLP-1吗?
李昂教授:目前国内没有批准青少年适应。这个风险很难评估,对家庭、对孩子、对医疗来说都很复杂。国内有一些针对超重肥胖青少年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未来如果证据充分,可能会在12到18岁这个范围逐步放开。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急。药物监管和临床试验评审是很严肃的科学问题,牵动着青少年健康和家庭管理。有没有药,不是核心,毕竟药物始终只是一个辅助要素,不是核心要素。
青少年体重管理的难点和成年人不一样:青少年作为主体,没有独立的个人行为能力,必须依靠家庭配合。但凡有一个家庭成员跳出来说"不对,我的孩子不能这样",整个管理就很难推进。所以难点不在于有没有药,而在于如何做通整个家庭的工作,一起来做好对孩子的体重管理,但现实是,孩子的体重问题往往是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和外部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是在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在帮助一个家庭重建一套新的、健康的互动模式。这比给孩子开一针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
菠萝:所以临床上明显感觉中国青少年和儿童肥胖率在上升?
李昂教授:数据确实很不乐观。目前全国有35%的青少年儿童处于超重肥胖状态:这个"超重肥胖"是按同龄段标准,不是成年人的标准。而在20到3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左右。增长趋势非常明显,而且这个趋势没有幸存者,不同种族、不同地区,青少年和成年人都在涨。
今天,超重肥胖已经不是"富贵病"了,西非、中东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样在涨。问题出在生活方式本身:吃饭是外卖,日常活动被工作挤压,睡眠被生活挤压,我们能不能给自己留出一些代谢空间,已经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
菠萝:过去我在美国看到很多肥胖孩子,当时还说中国孩子好很多,但这几年体感确实变多了。孩子肥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家长意识和管理造成的?
李昂教授: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能简单归咎于家庭。父母、爷爷奶奶并不是主观上想把孩子喂胖。在我们小时候,获取高热量食物的渠道有限,即便有那个意愿也实现不了。但现在,高热量的食物太容易获得了,奶茶随手可得,它甚至成了一种爱社交方式。
而且肥胖的结果是滞后且隐性的:今天吃顿大肉,明天也吃,后天也吃,但胖是三个月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的。你得不到实时反馈。如果身边人都偏胖,你就会觉得中年发福很正常——社会性的集体认知弱化了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儿童其实是“不知不觉的受害者”,而家庭更多是被整体的社会供需关系带进去的。
菠萝:您经常遇到小胖墩的家长说"我们家就是这个基因"吧?
李昂教授:经常遇到。我会跟他们说:基因确实存在影响,但传统遗传要几十年才能传下来;而表观遗传学可以让一个群体暴露在危险因素中:比如高能量食物、久坐不动。
如果这个问题归因于不可控因素,那就是宿命论,人会沮丧、没有动力。但如果我们归因于可以改变的因素,动力就会多起来。基因我们认可,但我们不会去强化它,毕竟肥胖是基因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天这部分,意义更大。
家长要让孩子控制体重,自己先做个表率,不能自己胡吃海喝,却要求孩子管住嘴。
菠萝: 您觉得GLP-1的广泛使用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李昂教授:这取决于监管是否配套。如果监管得力、合理使用,那是好事;如果管理不好,可能会变成麻烦。
今天我们用的是注射剂,未来还有口服剂。设想一个场景:没有监管情况下,我们在外面吃一顿大餐,后面有牙签、口香糖,前面再发一片药,如果它融入生活方式变成常态,那它就不再是处方药了。这背后既有社会对高效解决肥胖的驱动力,也有医疗角度对处方药属性的坚守。
GLP-1确实开启了新局面,但也带来了很多科学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肌少症风险,现在有人研究"肌肉保留药物"来联用。但肌肉保留药传统上是给瘫痪、肌肉萎缩等罕见病人用的。今天因为生活方式出问题,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却靠GLP-1加肌肉保留药来实现效果,这就好比家里满地垃圾,我们自己不扫,请个阿姨;阿姨扫不好,再请一个配合。最终依靠外援,而不是靠内在维护本应由我们自己维护的一亩三分地。
还有一个社会学问题值得思考:如果这类药被过度商业化,它可能会成为“有钱人的健康通行证”,而贫困群体因饮食环境和医疗可及性差,肥胖率反而更高。这种健康鸿沟,可能比药物副作用更值得全社会警惕。
GLP-1的出现,带来了中长期骨骼健康、不同靶点偏向激动等很多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同时,社会需要同步监管,甚至要有前瞻性地预判未来的滥用问题。
它有点像安眠药:失眠的人用了能睡好,但如果依赖呢?安眠药是二类精神药物,必须有专科资质才能开。虽然GLP-1不一定要管到那个程度,但方向上应该做这个努力。
菠萝:体重管理领域,有没有还没广泛应用但值得期待的方法?
李昂教授:现在药物除了减重本身,更多开始改善体重相关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比如代谢异常性脂肪性肝病(MASH)、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等,已经有了一些不单纯依赖减重、而是更精准靶向肝、胰腺等器官的治疗方案。
这些精准治疗正在各个系统同步展开。有些药物很快就可能进入临床。它们不一定会以减重药物的形式出现,但最终会为超重肥胖患者提供选择,更精准地去修正他们出现的各类并发症。
因肥胖而起的问题,不会因为成功减重就全面解决,这些更精准的治疗就是很好的补充方向。
菠萝:是否存在"体重恒定点"?
李昂教授: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如果在某个体重稳住一段时间,反弹概率会降低。如果患者减到理想水平后能维持至少一年左右,可能会利用"体重调整点"的机制稳住。
打个比方:蹦极——到底之后如果马上停,一定会弹回去;但如果保持在最低点待一会儿,绳子的张力发生变化,再放松时反弹就没那么剧烈。身体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顽固的“体重捍卫者”。它会通过下调瘦素、上调饥饿素、降低基础代谢率等一系列激素级联反应,持续数年地发出“涨回去”的信号。维持期的时间,其实是在对抗这套根深蒂固的生理记忆。
菠萝:刚开始运动,为什么初期体重没减反而增加了?
李昂教授:体重是个特别宏观的指标——水、肌肉、脂肪都算在里面。运动初期肌肉充血、修剪重组,体重肯定会有波动,其中水的作用更大。肌肉和脂肪之间的调整,是规律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发生的。
如果你要依靠运动来减重,绝对不是一个短期能看到的指标。看体脂率才更有意义。
菠萝:运动期间要减少主食吗?
李昂教授:油脂要少,蛋白要吃够,至于主食是否需要减少要看是增肌还是减脂目的:如果是减脂,碳水要算好量,不要太多;油脂始终要少,蛋白始终偏多。
菠萝:注射GLP-1达到目标体重后,是直接停药,还是逐渐减量、低剂量维持?
李昂教授:前几个月有个研究专门讨论这个。头一年大家统一用最大剂量往下减;后一年分成四组——停药、口服小分子、低剂量注射、继续最大剂量。结果很有意思:后一年用什么样的路径,就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停药的人,基本回到了没用药物时的状态,而不同剂量组的最终体重差异也几乎是剂量决定的。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根据个人反应选择路线,但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停药大概率会反弹。但是对于特别大体重的患者,比如110公斤的人,用大剂量降到80公斤——这个80公斤可能对他而言也还不是理想的偏瘦状态,所以用三年维持住是能做到的。大体重患者有这个空间。但如果本身没那么胖、目标是达到一个可能偏瘦的体重,那长期大剂量维持就不一定合适了。
菠萝:经常不饿但老想"过嘴瘾",特别想吃高油高脂的东西,怎么破?
李昂教授:这个问题很难。功能核磁研究发现,高油高脂食物对神经系统有"训练"作用:那些被激活的脑区就像被点亮了,不吃高油高脂食物,那块就不会亮,你就得不到满足感。
对于这种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GLP-1类药物有一定抑制潜力,但只是用药的时候抑制,停药就回来了。国内目前没有专门针对这个神经通路的药物。我们能做的,一是通过行为疗法、冥想、自我暗示去尝试下调;二是认识到这种欲望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比如有人喝酒成瘾?其实也是跟我们神经系统有关,那些地方释放的一些信号,通过酒精不断的训练被激发了。同理高油高脂也是有这样的路径。
所以我们希望从长期做起,尽可能饮食健康、配合运动,就是在建立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驱动力。反过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在"训练"你的神经系统,让你越来越倾向于不动、吃得更不健康。
菠萝: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成长中得到过对您特别有帮助的建议或一句话是什么?
李昂教授:其实有两句话。
第一,任何事情都不要想当然。在临床角度,我们叫循证医学:拿证据来反驳那些想当然的认知。今天我们看GLP-1也一样,不能想当然认为它全是好处,它有前提、有条件、需要被监管,数据和解读都有前提。
第二,尊重规律。想当然的部分会让我们动作走形。尊重事实、找到合适的证据、指导方向。这是我从医和行医过程中比较务实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