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突然话多、精力旺、晚上不睡，第一反应不是生病，而是觉得孩子进入了青春期。

“男孩子精力旺很正常。”

“突然有主见了。”

“少睡几小时，第二天还能上课，说明身体好。”

这种判断很容易耽误事。

青春期的确会出现情绪波动。但正常的情绪变化有原因，也能慢慢平复。躁狂发作却不一样。

孩子会持续睡得很少，话明显增多，思维速度加快，容易发怒，做事冲动，还可能出现明显夸大的想法。

最容易迷惑家长的一点是，孩子一开始看起来并不痛苦。

他甚至比平时更兴奋，更有信心，更愿意做事。等父母发现不对时，情况往往已经影响了学习、安全和家庭关系。

我接诊过一名16岁的男高中生。

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他已经连续五天没有正常睡觉，还坚信自己能在一个月内完成高中全部课程。

两个月后，他复查时状态明显好转。我以为他的生活已经重新稳定。

可没过多久，他又因躁狂症状加重被急救车送了回来。

半年后，他第三次走进诊室时，却像换了一个人。

真正让他慢慢稳定下来的，并不是花了多少钱，也不是家长一天到晚盯着他。

而是母亲坚持让他做了三件很多家庭都能做到的小事。

01

2025年3月6日，凌晨1点42分。

急诊给我打来电话。

“16岁男性，持续兴奋、言语增多、冲动外出，家属无法控制，急救车正在送来。”

二十分钟后，平车被推进留观区。

男孩叫陈浩宇，高二学生。

他没有躺着，而是盘腿坐在平车上。身上穿着校服，外套拉链没拉，里面的短袖已经被汗浸湿。 他不停地和急救人员说话，从学校课程说到人工智能，又从人工智能说到自己准备创办公司。

语速很快。

别人刚问半句，他已经回答了三四个问题。

我走过去时，他突然朝我伸出手。

“医生，你先别问病史。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不用参加高考。我现在做的项目，三个月以后至少值一千万。”

父亲赶紧把他的手按了下去。

“浩宇，少说两句。”

陈浩宇立刻把手抽回来。

“你根本不懂。你们就是因为眼界不够，才一直拦着我。”

他说这句话时，嘴角还在笑，声音却突然变大。情绪切换得很快。

我先看了他的眼睛。

双眼布满血丝，眼睑周围有明显浮肿。瞳孔大小基本正常，但目光很难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桌上的笔、门口经过的护士、墙上的设备，都会立刻把他的注意力带走。

我又注意到他的右手。

食指和中指一直快速敲击平车护栏，几乎没有停过。指尖已经发红。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疼。

这种活动增多、注意力易转移、说话难以打断，再结合明显减少的睡眠，我首先考虑躁狂发作。但他只有16岁，必须先排除其他原因。

我问父母：“最近有没有突然开始喝大量咖啡、浓茶或功能饮料？有没有通过同学买过所谓提神片、减肥产品，或者为了熬夜学习使用成分不清楚的东西？”

父亲立刻摇头。

“绝对没有。他不喝咖啡。功能饮料家里也不让买。平时连可乐都很少喝。”

陈浩宇听见后马上插话。

“我不需要提神。我一天睡两个小时就够了，脑子比他们睡八小时还快。”

我没有顺着他争辩。

睡眠需求突然明显减少，是躁狂发作的重要线索。普通熬夜的人第二天会困，会觉得累，会想补觉。躁狂状态下的患者却可能连续多天只睡两三小时，仍觉得自己精力充足。

我又问父亲：“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比如连续几天特别兴奋，话多，花钱冲动，突然制定很多不现实的计划？”

“没有。他以前挺安静的。”

父亲说，陈浩宇平时成绩在班级前十。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到校。晚上九点半放学，回家后再做一个小时作业。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和同学出去玩。

最大的爱好是信息学竞赛。

寒假以后，他报名参加了一场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每天放学回家，不是写程序，就是改项目说明。家里人叫他吃饭，他常说等十分钟，结果一个小时都不出来。

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上进。

“他以前也熬过夜，但第二天会困。最近不一样。他凌晨三点还在敲键盘，早上六点就起来洗澡，还说一点都不累。”

我转头问母亲：“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

母亲没有马上回答。

她把手里的书包放在椅子上，从里面拿出一本笔记本。

上面记录着陈浩宇近一个月的作息。

2月18日，凌晨1点睡。

2月21日，凌晨2点半睡。

2月24日以后，连续十七天，每晚睡眠都不足四小时。

母亲红着眼说：“比赛初选结果出来那天，他的项目排名掉到了第二十七名。老师说按这个成绩进不了决赛。他回来以后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就把房门锁了。”

从那天开始，陈浩宇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十七天内重写全部程序。

白天上课，晚上做项目。困了就用冷水洗脸。父母劝他睡觉，他就说成功的人都不需要休息。

到了第五天，他开始明显话多。

第八天，他把书桌和床都搬了位置，说房间布局影响思维。

第十二天，他凌晨两点把同学拉进群，要求所有人加入他的公司。

母亲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发抖。

“医生，是不是那次比赛把他刺激坏了？”

我告诉她，比赛失利不是躁狂症的单一病因。

躁狂发作通常与个体易感性、遗传背景、青春期身心变化、长期压力和睡眠节律紊乱共同有关。

但对陈浩宇来说，连续十多天严重缺觉，很可能是一次重要诱发因素。

睡眠不是单纯让身体休息。它还参与情绪调节、注意力控制和大脑兴奋程度的稳定。一个本身存在易感性的青少年，长期打乱昼夜节律后，情绪系统就可能失去平衡。

陈浩宇听完突然笑了。

“我没病。我只是比他们想得快。”

我看着他，心里已经很清楚。

这句话不是普通的青春期顶嘴。

02

当天完成的血常规、电解质、肝肾功能和头颅影像没有发现能够解释症状的明显异常。

甲状腺功能也在正常范围，促甲状腺激素为2.18毫国际单位每升。相关筛查没有提示酒精或其他常见精神活性物质影响。

精神科评估中，陈浩宇的杨氏躁狂量表，也就是YMRS评分达到38分。

结合他持续一周以上的睡眠需求减少、言语增多、思维奔逸、活动明显增加、易激惹和夸大观念，最终明确为躁狂发作。

母亲听见诊断后，第一个问题是：“他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正常上学了？”

我摇头。

“不能这么理解。躁狂发作不等于孩子的人生结束。很多患者经过规范管理，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和正常生活。真正需要重视的是，不能把这种状态当成脾气大，也不能等他自己冷静。”

父亲看着儿子。

“可他现在特别自信。抑郁的人才是心情不好，他为什么会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把区别说得更直接。

“正常的自信有边界。孩子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知道别人为什么不同意。躁狂状态下的自信会明显脱离现实。他会觉得自己不需要睡觉，能完成远超实际能力的事情，别人劝阻时还会迅速发怒。”

“这不是故意吹牛，而是当时的大脑判断出了偏差。”

我转向陈浩宇。

“现在先别考虑比赛，也别急着证明谁对谁错。你需要把自己的睡眠、情绪和活动量交给家长一起观察。”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没有再抢话。

我继续叮嘱父母。

“近期不要让他单独外出，不要让他骑车上路，也不要和他围绕那些夸大的计划争到底。你们越想当场把他说服，冲突越容易升级。”

“如果再次出现整夜不睡、情绪突然变得特别高涨、持续发怒、冲动外出或者无法保证安全，要立刻就医。”

父母听得很认真。

陈浩宇也没有像刚入院时那样不断打断，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2025年5月19日，他按时回来复查。

那天他穿了一件浅灰色运动外套，头发剪短了。进门后先向我问好，然后坐到父母中间。

YMRS评分从38分降到了7分。

他说话速度恢复正常，夸大的计划也已经消失。可我看完母亲带来的睡眠记录，还是皱了眉。

他近七天平均睡眠只有5小时42分钟。

这个数值对16岁的高中生来说仍然不够。

我问：“晚上还是睡不着？”

陈浩宇摇头。

“不是睡不着。我想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所以早上五点起床背书。”

母亲马上说：“我们劝过。他说已经休息很久，再不追就跟不上了。”

我问他这段时间做得最有效的一件事是什么。

他想了想。

“先不参加竞赛了。”

他把报名群退出了，也暂时不碰原来的项目。每天只完成学校安排的基础任务，做完就停，不再自己加码。

这项改变很重要。

对刚经历躁狂发作的青少年来说，减少持续刺激和过度目标，能帮助生活节律重新稳定。恢复不等于立刻回到原来的强度，更不是用成绩证明自己已经好了。

我肯定了他的改变，又提醒：“状态好转以后，最危险的想法就是赶紧把失去的时间全部抢回来。你现在不是不能学习，而是不能再次把自己推回连续缺觉和过度兴奋的状态。”

他点头。

那次复查结束时，我确实认为他恢复得不错。

可我没想到，他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意外发生在三个月后。

03

2025年8月27日，晚上10点16分。

陈浩宇再次被急救车送到医院。

我走进急诊时，他正站在病床旁边，不肯坐下。两名家属一左一右陪着他。

他比第一次更激动。

校服衬衫的领口被扯开，额头和鼻尖全是汗。他不断在床边来回走，右手紧握成拳，指甲已经在掌心压出明显的红印。

“我不住院。”

“明天全校都要听我的方案。”

“他们不懂教育，我可以重新设计整个学校的课程。”

他说话时几乎不给别人回应的机会。

父亲刚说一句“先坐下”，他就突然转身。

“你别控制我！”

声音很大。

随后他又快速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发火，只是时间不够。

这种情绪在兴奋、愤怒和自责之间快速切换，让我心里马上紧了起来。

母亲告诉我，他已经连续四天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最早的变化是话多。

接着开始整理房间，把所有课本按“未来价值”重新分类。到了第三天，他凌晨两点叫醒父母，说自己已经找到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准备第二天给校长做汇报。

当天傍晚，他未经家长同意离开家，直接去了学校门口。

我让他坐下，测得心率128次每分钟。

复评YMRS达到42分，比第一次还高。

相关检查没有发现新的器质性异常，甲状腺功能仍然正常，也没有精神活性物质影响的证据。结合既往病史和本次表现，判断为躁狂症状再次明显加重。

母亲听完以后情绪彻底失控。

“我们什么都注意了，为什么还会这样？”

她说，家里已经不让陈浩宇参加竞赛，也不让他熬夜。房间里的电脑晚上十点会断网，手机睡前交给父亲。

他不喝咖啡，不碰功能饮料。放学后直接回家，不去网吧，也没有接触陌生人。

父亲每天接送。

母亲每天检查他的书包和作息记录。

“他这三个月连一次同学聚会都没去。我们已经这么小心，怎么还会加重？”

我重新问了一遍近期情况。

有没有考试失利？

没有。

有没有和老师发生冲突？

没有。

有没有突然增加学习任务？

父亲说没有，学校已经减少了部分要求。

有没有整夜玩手机？

手机每天晚上都在父母房间。

有没有出现明显发热、头痛、抽搐或其他身体异常？

也没有。

那些常见诱因被一项项排除。

我一时也找不到明确答案。

直到父亲随口说了一句话。

“他最近特别听话。每天晚上九点就进房间，早上五点准时起床，一分钟都不差。”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九点进房间以后，几点真正睡着？”

父亲愣住了。

“不知道。门关着，我们以为他已经睡了。”

母亲赶紧补充：“他早上五点起，是为了在家里安静的时候看书。我们觉得早起总比熬夜好。”

我听到这里，心里已经出现了新的疑问。

可就在我们准备进一步核对记录时，陈浩宇突然冲到门口，要求立即回学校。

急诊里再次忙了起来。

我原以为，只要这一次稳定下来，接下来仍会是同样的反复。

意外却再次发生了。

04

2026年2月27日，上午9点10分。

陈浩宇在父母陪同下走进诊室。

距离上一次急诊，刚好半年。

我抬头看见他时，第一反应是认错了人。

他穿着整洁的冬季校服，书包背在右肩。进门后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等母亲坐下，自己才拉开椅子。

他的目光稳定。

手指没有敲桌面，双腿也没有不停晃动。

我问：“最近怎么样？”

他笑了一下。

“我已经回学校了。现在正常跟班上课，晚自习只上前两节，后面的内容回家完成。”

他说话不快，每句话都有停顿。提到学习时，也没有再说自己要超过所有人。

我继续问：“又参加竞赛了吗？”

“没有。今年不参加。”

“会不会觉得可惜？”

“有一点。但不是现在必须做的事。”

这个回答让我很意外。

真正的稳定，不是患者什么愿望都没有，而是他能够判断哪些事情现在适合做，哪些事情需要暂时放下。

复查结果更让我惊讶。

他的YMRS评分降到2分。连续四周平均夜间睡眠达到8小时6分钟。课堂出勤率恢复到94%，没有再出现冲动外出、明显易激惹或夸大观念。

从临床评估看，他的躁狂症状已经完全缓解，进入稳定期。

但我仍然提醒父母：“这不能叫永远痊愈。躁狂发作存在复发风险。现在状态好，更要守住已经形成的节律。”

母亲连连点头。

我看向陈浩宇。

“这半年是不是彻底停掉了学习？还是换了学校？”

他摇头。

“都没有。”

“是不是每天被父母盯着，不让你自己安排？”

他又摇头。

“他们现在反而不怎么盯我。”

我更不明白了。

陈浩宇笑得很坦然。

“这半年，我就是坚持了三件事情。”

门诊候诊区里，几位家属听见这句话，立刻看了过来。

一位陪17岁女儿复查的母亲先走到门口。

“ 医生，能不能让他们说说？我女儿最近也总是不睡觉，情绪一上来谁都劝不住。”

旁边一名陪外孙就诊的六十多岁老人也站了起来。

“ 我们家孩子也是，状态好一点就拼命学习，过几天又乱了。到底是哪三件事？”

陈浩宇的父母看着这些家属，表情一下变得认真。

母亲说，上一次陈浩宇躁狂症状加重后，她整整一个月都不敢关手机。

她怕儿子再次整夜不睡，也怕他突然冲出家门，更怕家里人一句话说错，又让冲突升级。

她和丈夫查阅了很多青少年躁狂发作的病例，也旁听过学校和医院组织的家庭讲座。后来，她专门请教了一位长期做青少年情绪障碍管理的老专家。

那次谈话以后，她才真正明白，躁狂症不是把孩子关在家里、不让碰手机、不让学习就能稳定。

家长越紧张，越容易把家里变成全天监控。

孩子表面听话，内心却可能一直处在紧绷状态。

母亲于是根据陈浩宇的性格、学校安排和两次发作前的共同变化，重新整理了家庭生活。

她没有买昂贵设备，也没有给孩子安排复杂课程。

只把三件事固定下来。

半年里，无论周末、考试还是家庭聚会，他们都没有随意改变。

陈浩宇也从一开始的抗拒，变成主动提醒父母。

母亲看着门口那些家属，语气很认真。

“这三件事情不难，人人都可以学着做，也不用多花一分钱。只要方向做对了，坚持下去，很多家庭都能看到变化。”

门诊外的叫号声停下后，那位陪17岁女儿复查的母亲还是没有离开。

她往诊室里走了半步。

“是不是把手机收走？我们家现在晚上十点也收手机，可她还是不睡。”

陈浩宇的父亲摇了摇头。

“我们最开始也这么做。手机、电脑、平板全锁进柜子，连家里的无线网络都定时关闭。结果没有用。”

女孩母亲愣住了。

“没有手机还能兴奋？”

陈浩宇低头笑了一下。

“我那时候没手机，也能躺在床上想一晚上。脑子里一直排课程、想竞赛、算自己几个月能超过多少人。”

我听到这里，马上接了一句。

“这就是很多家庭容易弄错的地方。手机会增加刺激，但躁狂发作不是一部手机造成的。设备收走以后，如果孩子的大脑仍处在高度兴奋状态，照样可能整夜不睡。”

母亲点了点头。

“我们后来才知道，第一件事不是单纯收手机。”

第二次发作前，陈浩宇每天晚上九点准时进房间。

父母以为他已经睡下。

实际上，他会躺在床上回忆白天的课程，把第二天要做的事一遍遍排列。想到某个点，他就坐起来，在纸上写几个关键词。

早上五点，他又准时起床。

父亲以前还夸他自律。

直到老专家问了一句：“你们记录的是他几点进房间，还是几点真正睡着？”

夫妻俩才发现，自己一直记错了。

从那以后，家里不再只盯着关灯时间。

每天早上，母亲只问三个问题。

“昨晚大概几点睡着？”

“夜里醒了几次？”

“今天起床以后困不困？”

如果陈浩宇明显没有睡够，第二天的学习量就主动减少，早晨也不再强行提前起床补课。周末和考试前后，作息变化也不超过一个小时。

陈浩宇说：“以前只要五点醒，我就觉得必须马上起来。现在如果前一晚睡得晚，我会告诉我妈，不再假装自己精力很好。”

对躁狂症患者来说，睡眠需求减少不只是结果，也可能是病情再次抬头的重要信号。

正常缺觉的人会困，会想休息。躁狂状态下，孩子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却觉得思路更快、计划更多，还认为自己状态特别好。

所以真正坚持的事，是保护真实而稳定的睡眠，不拿“早起”“自律”和“多学两小时”去交换睡眠。

那位女孩母亲马上问：“那是不是每天让他运动，把精力耗光？我们家准备晚上带孩子跑步。”

陈浩宇父亲再次摇头。

“我们也试过。第一次恢复以后，我每天晚上带他快走一万步。有一次走完，他回家反而更兴奋，洗完澡又整理了两个小时书桌。”

适度活动有利于生活节律，但活动不是越多越好，更不能把躁狂时的高精力理解成“精力没用完”。

主任曾提醒他们，躁狂发作时的大脑不是电量太多，而是兴奋和抑制的调节出了问题。继续安排激烈活动、比赛和高强度任务，可能让整个家庭误以为孩子越忙越健康。

母亲接着说出了第二件事。

陈浩宇恢复上学后，母亲没有要求他把落下的课程一次追回来。

他们每天只确定一件最重要的事。

有课的日子，主要任务就是正常完成课堂内容。

周末需要整理错题，就不再同时参加竞赛培训和同学聚会。

学校临时增加活动，家里就减少晚上的学习安排。

最开始，陈浩宇很反感。

“别人一天能做五件事，我为什么只能做两件？”

母亲没有和他争成绩，只把两次发作前的记录拿出来。

第一次出问题前，他同时准备竞赛、重写程序、补文化课。

第二次加重前，他白天上学，凌晨整理新课程方案，还想找校长汇报。

每次都是任务越堆越多，睡眠先减少，话开始变多，随后出现停不下来的计划。

所以父母给他定的不是“什么都不能做”，而是一条负荷线。

一旦出现连续两天睡眠缩短、任务突然增加、说话明显加快，新的计划先不执行，至少放到第二天再讨论。

陈浩宇说：“以前我想到一个办法，就觉得必须马上做。现在我先写进一个本子，第二天再看。很多想法过一晚以后，我自己就觉得没必要。”

这件事看着简单，实际是在给冲动增加一道停顿。

躁狂状态下，患者的计划感和信心会明显增强，可风险判断能力可能下降。给决定留出时间，比家长当场争辩“你这个想法不现实”更有效，也更不容易激化冲突。

旁边那位陪外孙就诊的老人听完，马上问：“是不是家里人每天多劝、多讲道理？孩子不懂，我们就轮流和他说。”

陈浩宇母亲苦笑了一下。

“我们以前就是全家轮流劝，结果最糟。”

父亲讲完，母亲接着讲。外婆听见动静，也进房间问。三个人一起说，陈浩宇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控制他。

情绪一上来，他根本听不进内容，只能听见有人在反驳自己。

第二次出院以后，家里只留一名主要沟通者。

平时由母亲负责询问状态。父亲发现问题，不直接批评，先告诉母亲。其他亲属不围着陈浩宇追问。

他们还约定了一个很普通的暗号。

母亲只要说“今晚先减一格”，意思就是当天减少一个任务，暂停新的安排，并重新核对睡眠和情绪。

陈浩宇听见后，不需要当场承认自己又要发病，也不需要和父母争论谁对谁错。

家里冰箱侧面还贴着一张没有诊断名称的表格。

上面只有几项变化：睡眠是否突然减少，话是否明显增多，计划是否一天比一天大，脾气是否比平时更急，是否突然大量整理物品或联系很多人。

任何一项偶尔出现，家里先记录。

两三项连续出现，父母就立即减少刺激，并提前联系专业人员重新评估，不再等到孩子冲出家门才处理。

这就是陈浩宇坚持的第三件事。

不是等到情绪彻底失控以后再控制他，而是在最早的变化出现时，全家按照事先说好的方式回应。

确诊躁狂症后，家庭最该注意的三个方面

第一，不能只看孩子今天高不高兴，要看他和“平时的自己”相比变了多少。

陈浩宇第一次发作时，父亲觉得孩子只是变勤奋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他从原来睡七八个小时，突然变成只睡两三个小时；从平时安静，变成持续说话；从准备一场竞赛，变成计划创办公司、重做学校课程。

判断躁狂症状，重点不是某个行为看起来好不好，而是这种变化是否突然、持续，并明显脱离孩子原来的状态。

第二，不要拿学习成绩判断是否稳定。

孩子能回学校、能考试，不代表情绪一定完全稳定。陈浩宇第一次好转后，正是因为急着追回课程，重新压缩睡眠，病情才又出现变化。

恢复学习应该逐步增加负荷。家长既不能完全取消孩子的生活，也不能因为一次考试正常，就立刻恢复竞赛、晚自习和高强度补课。

第三，家庭要提前约定风险出现时怎么做。

躁狂状态加重以后，孩子可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那时候再临时讲道理，往往已经来不及。

家里应当在稳定期就商量好：谁负责沟通，观察哪些早期变化，什么时候减少活动，什么时候必须及时接受专业评估。这样真正出现问题时，父母不至于一个人哭、一个人骂，孩子则趁乱离开。

母亲说完，把那张折好的记录表递给几位家属看。

“我们做的三件事，就是保护真实睡眠，给刺激和任务设上限，再用固定的预警方式提前回应。”

她停了一下，又认真补充。

陈浩宇坐在旁边，没有觉得母亲在揭自己的短。

他只是很平静地说：“以前我以为恢复，就是重新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现在我觉得，能按计划上课，晚上正常睡觉，有新想法也不用马上去做，这就已经很好了。”

我看着他，没有再追问成绩。

因为对这个16岁的男孩来说，真正的进步不是半年后考了多少分。

而是他终于能够在情绪再次加速以前，主动停下来。

参考资料：

[2]徐燕华. 躁狂症患者碳酸锂血清药物浓度的检测结果分析[J].北方药学,2024,21(8)188-190.

[3]毕敏. 家庭护理对躁狂症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分析[J].基层医学论坛,2020,24(3)437-438.DOI:10.19435/j.1672-1721.2020.03.090.

（《16岁男高中生患躁狂症，半年后复查恢复良好，妈妈让他坚持的3个方法，人人可学可用》一文情节稍有润色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均为网图，人名均为化名，配合叙事；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