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型健康需求，正在被重新定义。

“国补明年还会持续，并且力度更大。”

过去一段时间，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从手机、家电到汽车，补贴政策被视为稳消费的重要抓手，具体能省下多少钱，成为不少家庭关心的现实问题。

如果把视角拉长，会发现这一轮“国补”并不只是产品促销层面的让利，而是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再平衡阶段后，对消费结构的一次系统性重塑。在投资和出口承压、人口结构变化加速的背景下，如何让消费成为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正在成为宏观层面的核心议题。

在财政补贴消费的维度中，有一个常常被忽视问题正在被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国家能不能补贴健康消费？能不能通过商保、财政工具，引导居民更早地为自身健康投入？

在越来越多的公卫、卫生经济与医保支付相关的学术会议中，“补贴健康消费”“支持预防性投入”，正逐渐从理念探讨走向政策研判与地方实践。

其实这背后是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人口老龄化、慢病高发以及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风险长期并存的背景下，仅靠“生病之后再进行疾病治疗”，已经难以支撑未来的健康需求。从支付端看，医保“保基本”的逻辑下有其支付边界，财政补贴同样不可能无限扩容；而从需求端看，居民对“更早一步、更稳妥的健康保障”的期待，却在持续前移。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2012年至2024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8.8%显著提高到31.9%， 居民对健康的需求正由被动的看病就医向健康促进、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等多元化主动健康转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912元增至2547元，年均增速达9.8%，增速明显快于其他7大支出品类。以此计算，2024年全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总额近3.6万亿元。

在这样的语境下，“健康消费”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体检或保健品，而是指向一整套更早介入风险、更少发生疾病的社会选择。这种变化，正在悄然重塑中国人对于“预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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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病”到“健康消费”

过去十余年，中国医疗体系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基本医保不断扩面、提标，让更多人“看得起病”。以治疗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在应对急性病和显性医疗需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当疾病谱发生变化，这一体系的结构性压力也随之显现。慢病、老年病成为主要负担，如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急性呼吸道感染呈现反复流行特征，医疗支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住院和重症阶段。单纯依赖事后治疗，不仅成本高昂，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人群健康水平。

这一背景下，“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被不断写入国家顶层设计。从2009年新医改提出“防治结合”，到《健康中国2030》明确“预防为主”，再到“十四五”规划将医防协同纳入国家发展纲要，政策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医疗体系需要从“治已病”，转向“管风险”。

在《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及“十五五”规划中，健康消费被放置在更宏观的位置——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公共支出结构、降低长期医疗负担的关键抓手。健康服务模式的多元化、可及化，以及围绕商保、财政补贴与个人共付如何形成更合理组合的讨论，由此被重新摆上台面。

基本医保的功能边界也愈发清晰。它强调公平与兜底，难以覆盖所有“更早、更优”的健康干预需求；而商保，则被寄予新的角色期待——不仅是补充支付工具，更是通过风险定价和长期保障，引导健康行为、分担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机制。

在学界，这种转向已具有明显共识意义。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领域专家提出，通过财政手段撬动商保，本质并非“替个人买保险”，而是通过支付机制调整，引导社会从“为治疗付费”，转向“为不生病付费”。

疾病预防并不是新鲜或陌生概念，但是却长期处在医疗体系与公众认知的边缘。多数人的健康决策，仍然围绕一个简单逻辑展开：有没有症状、有没有确诊。没生病，往往就意味着“不需要花钱”。

这种观念并非源于公众不重视健康，而是支付结构与医疗资源配置长期塑造的结果。当疾病的预防无法被支付体系所认可，它就很难成为民众的理性选择。结果是，许多原本可以前移管理的风险，最终以住院、重症甚至并发症的形式集中爆发，进而带来更高昂的社会成本。

02

“预防型健康需求”正在被看见

若从疾病类型角度来看，疾病预防观念的建立，对提升感染性疾病整体防控，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具有战略意义。

在今年9月底，有关部门已召开会议部署秋冬季重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其中呼吸道传染病是防控的核心。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5年第47周）》显示，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44.8%）、鼻病毒（8.0%）、呼吸道合胞病毒（4.3%）。

随着进入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保护老年人和儿童等重点人群再次被关注。防控流感，提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及其严重并发症的最有效手段。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常伴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感染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儿童的免疫系统还未发育成熟，免疫功能相对较弱，比成人更容易感染流感。一老一小接种疫苗可有效降低流感相关疾病严重程度和住院率。

近年来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感染比例也在攀升。由钟南山院士等领衔发布的《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防治医防协同专家共识》明确提出，应坚持“预防为主、医防协同”，通过基础防护与创新预防手段相结合，构建覆盖婴幼儿、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RSV防控体系。共识特别强调，在缺乏特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将有效的预防工具前移使用，是降低重症率与住院率的关键路径。

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数据，我国是全球因RSV感染导致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约有62万至95万名5岁以下儿童因RSV住院，其中婴幼儿占比最高，疾病负担长期被低估。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儿童在2岁前都会感染RSV，约半数会发生两次及以上感染，且在我国儿童重症呼吸道感染中，RSV检出率高达50%以上。住院治疗所带来的直接医疗费用、家庭照护成本与长期健康影响，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的“可以通过预防前移来降低社会成本”的疾病样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疾病预防的价值开始被重新评估。不论是流感还是还是呼吸道合胞病毒，甚至是肺炎等等，聚焦于慢病、感染性疾病的早期管理，以及面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的创新预防手段，逐渐被纳入更长周期的健康收益计算中。

03

结语

如果说过去的医疗体系，主要是在为“已经发生的疾病”付费，那么未来的健康体系，或许需要开始为“尽量不生病”而买单。

从支付逻辑看，预防型健康需求的普及，依然高度依赖制度支持。当“预防”完全依赖个人自费，其社会价值很难被充分认知；而一旦支付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健康决策的时间点，也会随之向前移动。

无论是商保机制的完善，还是财政工具的有限介入，其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补贴本身，而在于是否能够改变社会对于健康的时间维度认知。当预防不再被视为额外负担，而被理解为一种理性投资，中国的健康消费，才算真正进入成熟阶段。

这场转变，已经开始了。

一审| 石宛佳

二审| 李芳晨

三审| 李静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