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和军队普遍设有第一副职、第二副职等职位,以明确各副职的职责分工。通常情况下,第一副职负责协助正职处理日常工作。然而,在1954年,中央总干部部设立了两个第一副部长,这在当时显得十分特殊,也引起了不少关注。





宋任穷并非从军队出身,抗战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地方建设上。抗战胜利后,他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二纵队政委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负责干部的任用与管理工作,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了两三年。直到1948年4月,他才离开组织部,前往豫皖苏军区担任领导职务,全面负责地方工作。宋任穷在接触干部工作方面的经验较早,并且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担任了大区副职。因此,他的资历、职务和能力,使他成为了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最佳人选。 宋任穷的入党时间比赖传珠还要早,抗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冀南根据地的建设,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从纵队政委转任中央局组织部长、豫苏皖分局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还兼任华野的第三副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宋任穷虽然在名义上只是大区的副职,但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不少正职干部。解放后,他担任了大区的第一副书记,职务高于许多省部级干部,显示了他的领导地位。 当时军队正处于评定军衔的关键时期,工作量极大。为了有效分配任务,总干部部决定加强领导,甘渭汉被调任为副部长,排在徐立清之后。这也体现了宋任穷的资历和职务重要性,他的加入无疑为总干部部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 由于宋任穷的资历更高,职务也较为显赫,尽管他是最后调任总干部部的,但将他安排在赖传珠前面,是合乎情理的。这样做既解决了两位副部长的职务问题,也让赖传珠作为工作较早的副部长,继续维持他的位置。但最终,宋任穷在担任总干部部的第一副部长两年后,主动请求调离,原本要求到地质战线工作,但最终被派往负责原子能工业的工作。1960年,宋任穷被调任东北局,负责三省的工作,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