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没有设立正式的宰相职务，但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内阁大学士常被尊称为“宰相”。严格来说，只有那些同时担任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人，才能被称为宰相；而在更严格的定义下，只有内阁首辅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才能算是“真宰相”。

这种官场上“往高了叫”的风气在清朝已有很长时间，尤其是乾隆之后，协办大学士有时也被称作“相国”。在一些野史和笔记中，宰相、中堂、相国这些称谓更是随处可见。

然而，御史们在查阅相关文献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人都拥有了“殿阁大学士”的头衔。那时人们通常称左宗棠为“左爵相”，李鸿章则被称为“李中堂”或“李相”。但唯一不同的是，曾国藩很少被称为“曾相”，更多的是被叫做“曾文正”。为什么同为内阁大学士，只有曾国藩没有被称为宰相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曾国藩的湘军逐渐壮大，地位也达到顶峰。咸丰皇帝曾表示，谁能攻克金陵就封为郡王。然而，满洲贵族却因曾国藩的权力太大而产生嫉妒之心，开始质疑是否应该有异姓封王的先例。其实，清朝历史上早已有异姓封王的先例，但此时的朝廷只是找借口打压曾国藩。

曾国藩可以说是清朝最具权势的总督之一，他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拥有管理四省的军权，连江宁将军也需要听从他的调遣。这是后来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无法比拟的。虽然在同治年间，曾国藩担任协办大学士，地位已经很高，但慈禧太后却对他心存疑虑，始终防备他。因此，曾国藩最终主动解散了自己的湘军。而正是因为朝廷的这种猜忌，导致当时的人们不愿意在称谓上过于抬高他，甚至在他去世后，官场上多称他为“文正公”。

曾国藩出身翰林，前半生仕途顺利，历任侍郎、总督、协办大学士等职。他因创建湘军而声名显赫，但即便在他任职总督时，类似鄂尔泰这样的总督也未曾被称为宰相。鄂尔泰曾在雍正朝担任云贵总督，并晋升为大学士，但他在当时并没有被尊为“中堂”或“宰相”。直到他被调往京城，成为军机大臣后，才有了“宰相”的称号。

左宗棠则不同，他因收复新疆而被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并被封为二等侯。在他进入京城之前，人们通常称他为“左爵爷”。不过，当他在光绪七年奉旨入京，并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时，他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因此，他的称谓开始发生变化，大家开始称他为“左爵相”。不过，由于“左宗棠”与“中堂”发音相近，部分官员觉得“左中堂”有些不敬，因此一般还是避免使用这个称呼。

李鸿章的情况与曾国藩略有不同。他虽然是地方官，但职务远不止于此。李鸿章在仕途的巅峰时期，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兼任海军衙门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是晚清与军机处、总理衙门并列的重要机构，李鸿章在其中的实际权力非常大。此外，他还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参与了朝廷的重要事务，成为了真正的朝廷重臣。因此，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鸿章都被人称为“李中堂”或“李相”。

清朝地方督抚的权力，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到了显著提升。曾国藩是汉人督抚中的开创者之一，但由于他去世得较早，未能享受到这种权力膨胀的红利。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他的声望肯定会更高，甚至可能成为真正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惯例是，地方总督即使拥有大学士头衔，也不能被称为宰相。在乾隆时期，官场上对于“宰相”这个称呼并不普遍，乾隆皇帝本人也反对使用这个称号。实际上，清朝历史上，只有刘统勋一人被皇帝明确称为“宰相”。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去世，乾隆十分悲痛，并为他谥号“文正”，称他为“真宰相”。

总结来说，虽然曾国藩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但由于慈禧太后的疑虑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曾国藩始终没有被称为宰相。而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因其担任军机大臣等职务，最终成为了真正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