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美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变革与科学意识崛起的时期。在医学领域，随着理性主义和实验方法的推进，传统的身心观念开始受到挑战，新兴的治疗理念不断涌现。在这一背景下，音乐作为一种跨越文化、直击情感的艺术形式，逐渐被一些医生、音乐家和精神病学家注意到其潜在的治疗价值。尽管当时美国的音乐治疗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学科，但其初步的探索为二十世纪该领域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文章中关于音乐治疗的理论探讨与个案报告，二是教育场景中音乐元素的初步应用。

一、期刊文章中的理论研究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医学与文化类期刊中，开始零星出现以音乐为治疗手段的文章。这些文献虽未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阶层对音乐疗效的认可与推广尝试。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华盛顿·阿特利（Washington Atlee）于1804年发表的《论音乐对疾病治疗的影响》（On the Effects of Music in the Cure of Diseases），以及威廉·马修斯（William S. Mathews）于1896年所著的《音乐在治疗与减缓疾病上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Music in the Treatment and Mitigation of Disease）。阿特利在文中提出，音乐能够通过调节情绪、缓解焦虑来辅助某些身心疾病的康复。尽管其观点仍带有启蒙时代的气质学说痕迹，但已经开始将音乐的效果与神经系统的反应联系起来。而马修斯的文章则更进一步，结合了当时流行的神经心理学理论。他强调音乐具有“节奏的治愈力”，能够协调人体的生理节律，尤其适用于癔症、忧郁症等心理疾病。这类文章大多建立在观察性报告的基础上，缺乏严格的实验对照，但它们成功地将“音乐治疗”这一概念带入医学讨论的视野中，为其后更科学的研究提供了话语基础。

二、教育环境中的实践探索

除了理论探讨，十九世纪的美国也在一些教育机构中尝试将音乐用于辅助治疗，尤其是在精神疗养院、残疾儿童学校和一些私立康复机构中。音乐被视为一种能够提升情绪、改善行为、促进社会互动的媒介。例如，某些收容自闭或智力障碍儿童的学校，会安排合唱或简单乐器课程，教师发现这些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和合作能力。而在一些私立精神病院，如费城的Friends’ Asylum或波士顿的McLean Hospital，医生有时会为患者安排音乐欣赏或集体歌唱时间，认为这有助于缓解躁动和孤独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音乐治疗尚未发展出明确的方法论或课程体系。音乐的使用多是依赖医生或音乐教师的个人经验，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培训机制。尽管如此，这类实践为后来音乐治疗走向系统化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推动者与时代局限

推动十九世纪美国音乐治疗发展的主要人群包括音乐家、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他们多数具备跨学科的背景，如一些医生本身也是业余音乐家，或某些音乐教师对生理学有兴趣。这种多元的身份促使他们从不同角度思考音乐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努力往往是孤立而零散的。没有成立专业的协会组织，也没有建立起学术交流机制。音乐治疗作为一种疗法，尚未进入主流医学视野，其应用更多被归类为“辅助疗法”或“道德疗法”（Moral Treatment）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强调人文关怀与环境调节的精神病学方法。正因为缺乏整合性努力，音乐治疗在十九世纪末仍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职业规范或教育体系。其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期欧洲的一些先驱尝试（如法国医生埃斯基罗尔使用音乐治疗精神障碍）。美国音乐治疗要等到二十世纪中期才真正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

总之，回顾十九世纪美国的音乐治疗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科学与艺术、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初步探索阶段。期刊文章中的理论呼吁与教育环境中的实践尝试共同构成了其发展的两条主线。尽管受限于当时的医学水平与科学认知，这些努力未能形成合力，但它们无疑为后来音乐治疗学的确立播下了种子。今天的音乐治疗已成为一门融合音乐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成熟学科，而其历史的根源，正可追溯至这样一个充满尝试与启蒙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一种疗法的探索，更是一个时代对“身心关系”的深刻思考与人文关怀的初步彰显。

作者：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