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10月10日,第3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我们再次聚焦于一个日益严峻且亟待关注的社会健康问题——抑郁症。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发言,全球有近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这一数字不仅揭示了精神健康问题的普遍性,也突显了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WHO)此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其中约10%-15%的患者因抑郁症而选择自杀。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使得抑郁症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与医疗事务的重要挑战。而新冠大流行更是加剧了这一形势,据WHO总干事谭德塞的署名文章,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因此增加了四分之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世界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也显示,新冠大流行后,全球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和病例数的增长与活动受限密切相关。在中国,这一趋势同样显著。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中国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患者数量已接近1亿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抑郁症这一精神心理疾病?哪些因素导致了抑郁症患者数量的增加?全社会又该如何共同应对?为此,《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教授,他是一位在精神医学和睡眠医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
抑郁症的全球挑战
陆林院士指出,在发达国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心血管、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出现了拐点,但精神疾病作为慢性疾病,与大脑神经系统密切相关,目前仍难以做到精准预测及绝对根治。从全球范围来看,精神心理疾病和物质依赖所造成的疾病负担已占首位,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最高。
在中国,抑郁症在成年人中的发病率为7%左右,且呈年轻化趋势。陆林院士强调,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行为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患者本人却深感痛苦。这种隐蔽性导致患者及其家人,甚至非专科医生都难以识别抑郁症状,使得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数量可能更多。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普遍不足。陆林院士指出,很多人认为抑郁症是“意志不坚定”或“没事找事”,这种偏见导致患者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此外,基层医院大多没有专门的抑郁症治疗科室,使得仅有20%-30%的患者能得到正规治疗。
这种认知层面的缺位不仅延误了患者的病情,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患者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失去创造能力,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除了认知层面的原因,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是导致抑郁症治疗不足的重要原因。陆林院士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和收入差异,很多医学院学生不愿意选择精神科作为职业方向。这导致我国精神科领域专业医生的数量严重不足,很多患者无法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陆林院士建议提高医学院学生不愿意去的科室的医生待遇,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同时,他也呼吁社会应该更加尊重和理解精神科医生的工作,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陆林院士强调,抑郁症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与高血压、糖尿病等一样需要服药和接受科学的治疗。他呼吁公众应该正确认识抑郁症,不要将其视为“意志不坚定”或“没事找事”。同时,他也提醒患者和家属要积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不要讳疾忌医。
针对抑郁症发病率的上升,陆林院士提出了从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来应对的策略。政府层面应该加强政策制定和监管力度,提高公众对精神健康的认知和重视程度;社会层面应该减少社会压力对个人的影响,加强对敏感人群的关注和支持;个人层面则应该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调适方法,学会寻求帮助和支持。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全球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以及疫情带来的生活、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都使得抑郁症的发病率进一步上升。陆林院士建议,在疫情防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尽量进行线下交流,减少线上交流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也提醒年轻人要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时间,避免长期熬夜和过度劳累对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除了疫情和工作压力等因素外,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抑郁症发病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陆林院士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变少以及过度依赖网络等都给精神心理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影响更加显著。他们需要更多的线下交流和互动来培养社交能力和情感沟通能力。
因此,陆林院士建议家长和学校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关注和引导,鼓励他们多参与线下活动和社交场合,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和情感沟通能力。同时,他也提醒家长要限制孩子使用网络的时间和内容,避免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网络视频等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
在第3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我们再次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抑郁症这一精神健康问题。通过加强认知、提高重视程度、加强政策制定和监管力度以及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措施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让我们携手努力为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