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常识里，颈椎被完全砸断，有极大的概率当场毙命。

2025年5月31日，在江苏常熟一家化纤工厂，机械臂坠落，将仓库管理员李顺的颈椎砸成两段——头与身体失去稳定连接。他被送进医院时，没有完整影像，没有可参照的病例，医生们在第一时间达成的共识是：救回来的可能性极低。

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尝试一台此前从未有人完成过的手术。对医生、家属，以及病人本人而言，这是一次几乎没有胜算的医学实践，也是一个具体生命被托住的过程。

文｜涂雨清

编辑｜姚璐

没有人见过这样的病人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楼六楼的会议室里，脊柱外科的所有专家几乎都来了。大家凝视着那张黑白的CT片子，患者李顺看起来就像一个被砍头的人。头在一侧，身体在另一侧，中间不连着。这是2025年的6月3日，距离李顺被砸，刚刚过去3天。

从医学常识上来说，一个人被砸成这样，还能活着到医院的概率极低。

颈部是人体最关键的通道，分布着供应大脑的全部血管和支配全身神经功能的脊髓。脊髓断了，人就瘫了。动脉破裂，大脑随时可能失去供血。脊髓水肿如果持续向上蔓延，压迫到控制血压与呼吸的脑干，随时都会缺氧窒息。

磁共振影像揭示了李顺颈部内部的灾难：连接大脑与身体的颈椎彻底分离，包裹其中的脊髓（那束指挥全身的「电缆」）被完全扯断。为大脑供血的两条椎动脉，一侧已经被拉断，另一侧被牵扯得极细，几乎处在断裂的边缘。颈部血管也被严重牵拉，任何轻微触碰都可能触发剧烈的血压波动。

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李顺断裂的位置在第6节和第7节颈椎之间。再往上一点，颈3到颈5位置，连接着控制呼吸的膈神经，砸到这里，可能人在被砸的几分钟内就没了。

李顺颈部的影像检查。受访者供图

颈椎断了，分离这么远，还能活着的病人，没有人见过。即使在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工作了30年，已经成为颈椎外科病区主任的陈华江也一样。

在这个国内唯一的颈椎外科命名的病区，陈华江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颈椎损伤。最常见的是各种各样的颈椎病引起的对颈部脊髓的压迫，这种压迫会带来四肢的酸麻、疼痛，甚至难以行走；其次是车祸，剧烈的撞击很容易导致颈椎错位；每到杨梅季节，采摘杨梅从高处跌落的人就会变多；骑电动车的人不慎脸朝下摔了下去，也会摔伤脖子；送孩子来上海上大学的老人，在火车站摔了一跤，伤到颈椎后再也没能站起来……

陈华江54岁，圆脸，笑起来让人觉得亲切。除了外科医生的工作，陈华江也和他的团队做一些科普，在骨科六楼的颈椎外科病区，显示器里循环播放着他录制的科普视频。他的公众号上，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是《包教包会！基于吃鸭脖的脊柱局部解剖学教程》。

陈华江为患者看诊。受访者供图

他的办公室里，高高地挂着一幅脊椎横切面的绘画。在上海长征医院，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住院医生，又成为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手术台上，他已经和人体脊柱的各种病变交手了半辈子。

接下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病人，陈华江有过犹豫。上海长征医院骨科主任、颈椎外科病区的开创者袁文记得，从上世纪70年代第一台颈椎手术至今，也见过断得这么开的，但可惜都没有活下来。

陈华江也翻遍了国内外的文献，没有一例是像李顺这样大跨度的颈椎完全性脱位。别说救回来，撑到手术台的案例都找不到。面对这样一场没有绝对把握的手术，「除了疾病，医生还要面对人心。」

在重症监护室，陈华江第一次看到了仍在病危的李顺。医生们围在病床前，大声喊他的名字，李顺在努力给出反应，身体不能动，他就眨眼，手也在小幅度地抖动。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损伤，但他看到患者的状态，「手能动，脑子清楚，就说这个人是给你一个救的机会。」

这几乎是医生的本能——眼前是一个还活着的人。「那时候就决定肯定要做，因为他们也是最后一站了，家属也说离开我们，他们也没地方去了……后面的犹豫就在于什么时候做，从哪个角度去做。」

上海长征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门外。涂雨清 摄

突然降临的意外

5月31日是端午节，下午1点多，江苏常熟的一家化纤工厂里，仓库管理员李顺干完最后一点活儿，就该下班回家了。在上海工作的儿子，过节带了女朋友回家，女儿也回来了。

梅雨季就要到来，天气阴阴的，雨还没下。56岁的李顺走进了库房，搬运货物的机械臂毫无征兆地下坠，砸中了他。李顺面部朝下，倒在地上。颈椎当场被砸断，他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巨大的机械臂随后将他夹住，当成货物丢到了另一侧的传送带上。

厂里的同事立即把他送往当地医院。就在拍摄CT的时候，李顺突发心脏骤停。

之后他被救了回来，但那张CT片子再次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是一个无需过多解释的画面——那节断掉的颈椎把妻子陈英吓得腿软，医生初步判断，「基本上救不活了。」

20多年前，李顺和妻子陈英跟着同村的人一起，从安徽滁州来到江苏常熟打工。在这个被称作中国的纺织工业基地的城市，李顺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他干过铸造、电镀，还学会了操作大型器械。凭借自己的双手，李顺努力挣钱，养大了儿女，在离长江不远的地方，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李顺是个柔软的丈夫和父亲。和妻子拌嘴，总是李顺先败下阵来。陈英说，「我老公很让我的，真的啥事他都帮我想到。」跟女儿吵架急了，李顺不会发脾气，就自己掉几滴眼泪。

因为经验丰富，操作器械的工人又很稀缺，他很少放假。做仓库管理员，李顺要理货，搬运，拉车。一人高的推车，装满 800多斤的丝线，他一天就要推200多车。陈英上他厂里，看别人都一个车一个车地推，只有李顺，虽然个子不高，还要一次拉两个车，「他一点不惜力，都拼死干。」

而现在，这个勤恳温和的工人，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常熟当地的医院缺乏手术条件。女儿李欣悦联系了多家医院，没有一家敢收。这样的剧烈外伤，伤者到底能支撑多久都不知道，在转运的路上，在手术台上，死亡都可能随时发生。长征医院是中国脊柱外科的重要中心，也是当时李顺一家人最后的希望。

转院的那天，下了一个假期的雨停了。从常熟到上海的高速路上，救护车开得很慢，有时时速仅仅是30km 。李顺的住院医生孙斌告诉《人物》，「哪怕一个急刹车，可能对他的损伤都非常严重」。

没有骨头和韧带连接的大脑和身体，缺少坚硬的支撑结构。颈部的神经、血管、肌肉、软组织的张力很大。轻轻一晃动，李顺的血压和呼吸都会迅速下降。对李顺来说，微小的晃动也可能是致命的。

CT三维重建提示颈椎离断部位情况严重复杂。受访者供图

消失的地图

6月18日下午2点40分，距离事故发生过去了18天，手术开始了。

李顺的血管状态非常脆弱，造影剂的轻微压力，都可能造成动脉断端的血凝块脱落，引起死亡，因此无法在术前做血管造影的影像检查。这就意味着医生在手术前无法看清血管的走向和破损情况，许多风险，只能在打开之后才会暴露出来。

担任手术第一助理的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负责最初的暴露，人体颈椎毗邻重要的结构，这里有气管和食道，还有颈动脉和大量的血管丛。从前方进入，找到李顺那根断掉的颈椎，必须得小心翼翼地下刀。

切开李顺颈部的皮肤，伤口肿胀形成的张力让肌肉绷得很紧。解剖结构是外科医生的地图，在肌肉与肌肉之间存在天然的间隙，手术中，熟练的外科医生会利用器械在间隙中游走，直达患处，能减少对重要血管和神经的损伤。而李顺颈部肌肉的肿胀，却使本来应该出现的间隙消失了。

「看不清楚」，曹鹏说，从切开皮肤的那一刻起，解剖结构就被剧烈外伤后的血肿打乱了。

此时距离手术开始已经20多分钟，暴露并不顺利。陈华江赶到了。他刚刚结束一台外地的手术，立刻赶回了上海。手术室里，他再次抬头看了看墙上观片灯照亮的那节断掉的颈椎，然后走上手术台，接过主刀的位置。

受过伤的颈部肌肉和组织是深红色的，接近于黑。不像正常的肌肉，切下去是粉色和白色，「就像到一个要倒塌的楼里拿东西。这个楼你用透视机照得很清楚，告诉你这个楼快倒了，但是对你来说，你进去的过程中要拿某个东西、要避开什么东西，还是充满了风险。」

分离的过程变得缓慢了很多。电刀一层一层地剥离，发出「滋滋」的声音，散发着焦味。

组织层次模糊难辨时，陈华江会运用一种近乎艺术的手法——那是导师贾连顺教给他的绝招，现在，他也常常讲给年轻的医生听：「（将组织分离到）非常薄，薄到透明，每一层进去，我就能确切知道是什么结构。非常耐心地、一层层往里进。」

陈华江手里那把蚊式钳，一毫米、一毫米前进。直到找到那个消失的间隙。只剩下最后一层椎前筋膜了，还是很肿。

绷得很紧的肌肉像一颗圆滚滚的炸弹。陈华江最怕下一秒，血就溅上来，「静脉还好，静脉出得慢，就像湖面慢慢过来，椎动脉出血就像水枪飙过来的，一旦出血， 全身1/3的血会在瞬间没有，输血都来不及。」如果是这样，手术就有可能中止，变成急救。

不安压在陈华江的心底。主刀医生就像手术室里的指挥家，要稳定整台手术的情绪。在曹鹏看来，陈华江的脸上始终很平静，手上的动作没有一点迟疑。

陈华江突然想到，先用一根细针进行穿刺，小心用针筒抽吸，万幸的是，针管里没有鲜红色的动脉血，从针筒传回来的压力也不高，他松了一口气，下方至少没有最担心的动脉活动出血，可以一刀下去进一步切开。

伤口显露了。无影灯下，陈华江透过惯用的那副放大2.5倍的特制眼镜看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伤口。连接头和身体的颈椎已经彻底断开，分开约两节半椎体的距离，断开处是一个深深的洞——那里有李顺被拉断的脊髓。原本被其包裹着的脑脊液混合着血液呈现深红色，流淌着。在放大镜下，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

参与手术的医生孙斌看到，有那么十几秒的时间，陈华江看着那个断开的颈椎骨，停住了。

陈华江教授、曹鹏教授、王新伟教授与麻醉科团队紧密协同完成手术。受访者供图

外科手术就像一张网

1个小时过去了，李顺的妻子陈英觉得时间长得难以忍受。「急啊」，想起医生说有可能大出血，推出来是死是活，心里没底。这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手术，李欣悦和弟弟陪在母亲身边。

14号手术室是长征医院最小的一个手术室，但这场手术参与的医护人员加起来有10多个，淡绿色的房间显得有点拥挤。3位麻醉师参与了这场四级的特大手术。通常来说，这个数字是2。重伤导致李顺容易出现明显的持续的低血压，必须依靠大量的血管活性药物和体外呼吸系统等来维持生命。

手术室里，「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救命」，麻醉医生傅海龙说，意外突发时，输液、输血、打针、穿刺、循环按压……两个人都忙不过来。他的语速很快，这和他的职业有关，和他一样，「很多麻醉医生都有高血压」。

他说，「麻醉起效就像飞机起飞」，意味着一路可能会遇到「气流」，甚至「撞击」。他们的工作将贯穿整台手术。

颈椎外科的另一名主任医生王新伟也来了，他负责为李顺摆体位。这是决定一台手术成败的开始，他将李顺的头微微地后仰，过程中尽可能地轻柔。

送李顺去做核磁共振检查那天，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江伟伟也是这样。他手肘朝上，双手并拢，稳稳地托住李顺肩部以上的位置后，才敢轻轻移动。江伟伟说，「每一次检查都是一次冒险。」但不能不做，充分的影像报告是外科手术重要的前提。李欣悦看到父亲「像一块豆腐」，医生们一次次「轻拿轻放」，「慢慢平移」，才完成换床。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蒋卓娟说，任何时候，患者的头部和身体必须维持笔直的一条线。虽然戴着颈托，但移动和翻身时仍然需要4～5个人一起配合，让头部和身体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以免不小心压到脆弱的颈部。

在李顺身上，死神很容易就被惊动。有一次检查结束后，李顺的血压又开始下降，李欣悦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负责的一位医生开始推着病床奔跑，医生说，「再慢人命都马上没了」。

在常熟当地的医院，心脏骤停时，医生们也是这样，李欣悦只记得医生在喊，「家属们全都出去」，「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他们拉上帘子就开始抢救。

陈华江非常清楚，这样一个病人能躺在手术台上，几乎每一步都可以说是奇迹。每一步的急救，每一次充满风险的影像检查，都为手术创造了条件。

「外科手术就像一张网」，曹鹏说，「每个人都做着工作，支撑着」，成为这张网的一部分。

现在，绳结交到了陈华江的手中。

涂雨清 摄

合拢

和大部分骨科手术比起来，颈椎手术是安静的。除了医生低声的交流，整个手术室里，只有器械碰到托盘的声响，和监护仪器的声音。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医院敢做颈椎手术。脊柱外科手术是骨科手术中最危险的分支，一不小心伤到脊髓，人就瘫了。而颈椎的结构又更复杂，也更危险，伤到颈脊髓，很可能就是全瘫。切开一个人的颈部，完好无损地出来，需要一个脊柱外科医生经年累月地反复训练。

与其说是骨科手术，其实更像神经外科的手术。陈华江说，「大多数的颈椎手术，都是为了解除神经的压迫。最终的目的，都是挽救和保护神经功能。」这要求外科医生绝对的谨慎。就像「走钢丝」，颈脊髓的致压物有时会粘住脊髓，一不小心操作不当，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人瘫痪。

低头看着那个不可思议的伤口时，陈华江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去合拢李顺那根断掉的颈椎。反复的拉扯，容易对已经非常脆弱的血管和神经，造成严重的二次损伤，同时也会导致血压骤降。

颈椎是一个人的脊椎中最细的部分，大约只有3cm宽，它的两端又很重。一个人的头颅重约3～5公斤，直接从断裂处把头往回拉扯，骨钉有可能会把裂开的颈6和7劈裂。一旦劈裂，失去了着力点，就再也找不到地方牵拉固定了。必须增加两端受力的位置。

陈华江指挥一名主治医师魏磊鑫钻到绿色无菌布下方，捧起患者的头，和自己手中的牵拉器械同时使力，向中间靠拢。魏磊鑫在长征医院工作已经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手术中抱着患者的头进行复位。他提醒自己，不要紧张，手要稳住。魏磊鑫抱着那颗断掉的头颅，朝身体一点点挪动。

受访者供图

主刀医生牵拉、挤压、复位的过程中，傅海龙都觉得自己的血压又在上升。傅海龙反复预演过可能发生的意外——呼吸心跳骤停该怎么办，大出血该怎么配合外科止血，血压突然降低怎么补液……他非常清楚这个病人有多脆弱，「一碰就容易崩溃」，必须时刻关注病人的指征变化。

断裂的颈椎靠拢的瞬间，陈华江在侧面，紧挨着那根被拉得很细的椎动脉旁边，放上了一小块蓝色的钛钢板，固定。此时，魏磊鑫抱着患者的手不能松掉。小钢板旁，陈华江又放上了一块更长的钢板，这块钢板将越过断端，固定在颈5的位置上。两块钢板，8个螺钉，终于死死拽住了李顺的两节椎体。

由于中国人的颈椎相对较小，在有限的横径下，通常一次只能放下一块钢板。在常规固定之外增加辅助钢板，为重建的颈椎提供了瞬时的超强稳定性，在这样的极端病例中，这是陈华江的首创。后来，他把那两块钢板起名为「卫星钢板」。有了前方有力可靠的支撑后，就避免了常规对于这类颈椎极端不稳定的病例，还需要翻过身来，再做一次颈椎后方的固定。这对于这个病人尤其重要，因为翻身再做一次会极大增加手术的风险。

这之后，就是缝合工作了，看到蓝色的手术缝线穿过皮肤，合上那个伤口时，曹鹏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这个病人能活」。

在颈椎中放的「卫星钢板」。受访者供图

实践者

骨头连起来了，意味着重建了颈部的张力，原本绷得很紧的血管和神经松弛下来。手术刚结束，麻醉医生就告诉陈华江，打进患者血管里的升压药基本可以不用了。陈华江知道，「命保住了。」

第二天，陈华江在医院的走廊碰到一位医生打听：手术做完有用吗？他告诉对方，升压药不用打了。

在与厄运搏斗的过程中，医学又获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主任马晓生教授说，「这是一场非常有难度和挑战的手术，在我们骨科界来讲是一个相当震撼的成果。不仅完成了手术，还能够让患者把命和意识保下来。」

术后影像图。受访者供图

「身首离断」的病例被报道后，更多的疑难杂症找上门来。有朋友劝陈华江，太凶险的手术就不做了，一不小心就搭进去积累几十年的职业声誉。

手术刀握习惯了，这个选择好像没有那么难，陈华江说，「你不能离开你的手术台」。「以前好不容易当上外科医生，就是件挺开心的事情。既然是外科医生，当然就要在临床一直做下去，离开手术台，临床的水平一定会越来越弱，就像运动员打比赛一样，只有在艰难的比赛中，才能保持水平。」

上海长征医院骨科是中国脊柱外科，尤其是颈椎外科的诞生地之一。如今，这里每年要完成大约 14000台脊柱外科手术。在高强度的手术训练中，一名医生从进入脊柱外科的科室开始，也要经过大约10年的训练，才能站在主刀的位置上，为一个人的脊椎实施手术。

10年，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在纪录片《手术两百年》中提到的时间，「多长时间一个外科大夫可以成熟起来呢？ 10年。」

年轻的时候，陈华江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节人的颈椎模型，摸摸这里，摸摸那里，心里默念着对应的部位。

为了能积累更多的手术经验，做住院医师的时候，陈华江做完自己的手术，就去看别人怎么做手术，看完了别人的手术，他就去蹲急诊，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急救的患者，他就跟进去看。

由于经常手术忙到深夜，团队有段时间习以为常了。陈华江记得，有一次一位主治医生说，昨天晚上10点多了，我们就结束手术走在了马路上，抬眼看路灯，「就觉得很奇怪的感觉，怎么今天这么早就结束了。」

陈华江特别能体会那种感受，「以前我们老院长提出个口号叫以时间换空间，我理解，就是深更半夜白加黑加白地加班，然后来换取多做几台手术」，最多的时候，自己一天能做 7 台手术，从早上一直做到凌晨。

已故的著名骨科专家，中国脊柱外科的奠基人赵定麟在《现代脊柱外科学》的前言中提到，「一个成功的外科医师，也必然是一个实践者，因为作为我们服务对象的人，是生物界最为复杂的生命体，几乎每个在正常状态下的人都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另一型号，含有不可复制的密码；更不用说在患病，负伤之时。因此，要想对每个不同型号的伤患者做到判断正确和处理（含手术）合理，除了不断地实践、更多地实践外，别无他法可供选择。」

医生们的手术日常。涂雨清 摄

劫后余生

手术后，李顺回到了重症监护的病房。如果他能抬头看看窗外，也许会看见上海林立的摩天大楼。上海长征医院就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场附近，同一条街，就是电视剧《繁花》里「至真园」餐厅的取景地。紧挨着的国际饭店，游客们每天都排着长队，购买新鲜出炉的蝴蝶酥。

在长征医院的ICU里，李顺住了50多天。病房没有窗，李顺对时间的流逝很模糊，有时候睡着，有时候醒来。但他知道每天下午两点半，是家属进入病房探望的时间。

李欣悦和妈妈焦灼地等在门口，临近两点半的时候，手表会提醒李欣悦，她的心率正在上升。ICU的探视时间很短，只有半个小时，还需要更换无菌的鞋子和衣服。每到这个时候，女儿李欣悦都是第一个冲进病房的人，母亲和弟弟会帮她系好衣服，保证她能最快时间换好衣服进去。劫后余生，对一家人来说都是如此。

李顺的女儿在照顾他。涂雨清 摄

从夏天到秋天，李顺的胃管抽走了、肠管抽走了、尿管拔掉了，呼吸机从脱机1小时、到2小时……然后是8小时，一天一夜，直到脱机。

但神经的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顺的双手仍然不能完全自主活动，下肢的功能也因为脊髓彻底断裂而几乎无可挽回。陈华江说，「重建后，患者的脊髓是一个自然靠拢的状态，但是靠拢当中会有缝。」神经的耐受每个人都不同，能恢复成什么样，没人能说得清。

手术一个月后，李顺转到了江苏张家港的一家康复医院，他的床头铺着大大小小许多型号的卡通枕头，是陈英从以前工作的毛巾厂带来的。医院床头的柜子上，陈英放了一束小雏菊，用透明的塑料瓶养着，有淡淡的幽香。陈英打开手机给我展示，曾经在常熟的家里，整个阳台都摆满了她种的花，小雏菊和不同颜色的月季被照料得很好。

李顺在做康复训练，他身上垫着的卡通毛巾，是妻子从毛巾厂带来的。涂雨清 摄

听到妻子说起过去的生活，李顺在病床上掉眼泪。看到一家人以前一起出去玩的照片，他会哭。提到自己的拿手菜「黄鳝烧咸肉」时，心里也发酸。手机里看到自己的新闻，他会别过头去，「断成那个样子」，不敢看。

日子不再是一日三餐，他的时间被切成更小的部分。白天，每两个小时要翻身，夜里，每隔3小时要翻一次身。尽管这样，还是避免不了长出了压疮。压疮在屁股上，但他感受不到疼。身体的感受也是混乱的，有时候要盖七八床被子还是觉得冷，有时候半夜三更，热得喘不过气，他觉得自己身体里的神经像好多电线找不到头，「乱接」。

晚上睡不好觉。李顺偶尔通过支架看看短视频，他看见一个瘫痪的病人，三年以后腿就能走了，「要是真能实现就好了。」李顺侧躺在床上，堵上气道口的时候，他能用特别轻微的气声说话，「等发生奇迹，你一定要再来。」晚上，灯光柔和了下来，他茫然地看着天花板，仍在消化命运给的痛击，「人这一辈子，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来怎么走，真的想不到。」

11月初，张家港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周末，李欣悦和弟弟又从上海赶来探望。病房里的空气有一点闷，她于是推着父亲下楼透透气。

轮椅上，南方潮湿的秋风吹过李顺的脸。路边的行道树已经黄了，他听到女儿正在给厂里打电话，去要医药费的报销。如果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李顺会下厨做顿饭，像以前一样，做几个大菜，妻子有时候也会帮忙做个小炒，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他喜欢吃鱼。一场意外，将他和过去的生活彻底隔绝。

不过，活着的感觉是真实的。透过视频，陈华江也看到了李顺，「一个人从ICU出来，能被推到大街上看一下天气，能招手打招呼，他就知道，他活了。」

康复师正在给李顺做康复训练，李顺坐在轮椅上，想看着窗外。涂雨清 摄

（患者李顺及家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