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荫（1890-1935），号寿荣，长发乡乌梅屯（今克长乡后寨村乌梅屯）人，西隆第七区（包括今天的蛇场和长发乡）团防局局长杨正祥的长子，常被誉为“第二代苗王”，而他的父亲杨正祥则被称作“第一代苗王”。

作为苗冲地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苗族上层人物，杨福荫在父亲杨正祥（俗称杨满公）去世后继承了其权位。父亲的财产被几个儿子分配，而唯一掌握枪支的权力则落到了他手中。那个时代，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广西各地的权力把握者相互对抗，地方治安和政府权力松散。在这种局势下，山高皇帝远的苗冲地区，地方政府的命令几乎无人遵守。为了维护当地的安定，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的权贵，杨福荫便因此继任了第七区团防局局长一职。与此同时，时任西隆县团防总局局长的黎松盛（字子坚，汉族）得到县长李润中的信任，决定与杨福荫结为兄弟，并且在1929年向李县长推荐杨福荫担任县民团总指挥兼第七区团防局局长，获得了官方的任命。

杨福荫不仅是苗族社会的上层人物，而且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改革意图。他作为官员，常做出许多超出传统期望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他敢作敢为、顺应潮流、回应民意的决心。

第一个重要决策便是关于苗冲的治安。由于苗冲地处偏远，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薄弱，西隆、西林一带的地方豪强割据一方，社会秩序长期混乱。盗匪横行，抢劫、偷盗、杀戮事件频繁发生。商旅往来若不雇佣军警护送，财产甚至生命都难以保全。尤其是在西隆北部的安然、三棒、北楼等地，经常发生扑朔迷离的案件，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然而，杨福荫的治下情况却截然不同。他铁腕管理，苗冲一带的盗匪盗贼几乎不敢作案。杨福荫严惩不贷，凡有盗贼犯案，必处决而不报官府，苗冲的人也很少去县府告状，所有的案件，不论是刑事犯罪还是民间纠纷，都会由杨福荫与地方头人一同处理，极大地维护了治安，百姓对此赞誉有加。

第二个重要行动是抗捐抗税。国民党政府时期，民众的负担沉重，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杨福荫对于人民的疾苦深感同情，尤其对少数民族受到压迫感到愤慨。他并不看重“总指挥”的官职，而是希望利用这一职务为人民做些实事。他在苗冲宣布，除了田赋（俗称“皇粮”）由总指挥征收外，其它苛捐杂税一律免收三年，并严禁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员进入苗冲。这一决定大大缓解了民众的负担，赢得了穷苦百姓的拥护，也使得国民党政府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恐惧。

第三项举动则是与中共的结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杨福荫逐渐站到了反对国民党的一方，决定与中共结盟。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奉命北上中央苏区，而此时右江的革命形势却已经进入低潮。1934年，黄松坚等中共领导人率领一批人马前往云南省富州县开辟新区，建立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1935年，边区党委决定开辟新区域，向广西的西林、西隆及贵州边界扩展，打通滇黔桂的通道。杨福荫作为西隆地区的有力人物，成为了中共工作组重点争取的对象。工作组通过与他接触，向其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与民族政策，杨福荫最终决定与中共结盟。他通过喝鸡血酒这一苗族传统的仪式，正式与中共建立联系。

与中共结盟后，杨福荫领导下的农民赤卫武装在边区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武装的一部分。他还通过杨福荫的影响力，与县民团副总指挥廖宏进行了思想工作，争取了更多的支持。通过这些努力，杨福荫进一步强化了与中共的合作，形成了与国民党政府的激烈对抗。

然而，国民党政府的反应是强烈的。长期以来，西隆政府对苗王杨正祥和杨福荫一直有着深刻的不满，认为他们既不完全依附于政府，又总是阳奉阴违。直到1935年，封泽生作为西隆县长，终于决定铲除杨福荫。封泽生为此联络了百色民团指挥部，指控杨福荫与外部势力勾结，准备暴动，要求派兵进行清剿。为了掩饰行动的目的，封泽生发电报给省政府，隐瞒了实际意图，避免直接刺激共产党。

1935年8月底，桂系军在表面上以“铲烟”为名，向苗冲发动进攻。杨福荫得到了预警，作出了充分的防备。然而，在敌军放风撤退后，杨福荫松懈了警惕，最终导致了桂系军的突袭。敌军利用地形快速逼近，杨福荫虽然多次突围，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被捕。在被捕的途中，杨福荫悲愤不已，誓言“要死就死在乌梅”，不愿被敌人侮辱。他在途中因伤势过重流血至死，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