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6月，考古队员们在山东青岛土山屯村进行了一次重大发现，发现了一个古墓葬群。为配合当地铁路建设的推进，考古队员们迅速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地下埋藏着15座墓葬，其中一座已经遭到破坏。此次发掘的重点是位于七号封土下的一座墓。这座墓葬结构独特，是一个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岩坑竖穴木椁墓。墓葬上方覆盖着一层青膏泥，膏泥中夹杂着大量陶片，显现出古人对墓葬的精心封存。在封土下的墓室内，木质的椁顶呈“人”字形，整个椁室采用了“堂寝”式的布局，这些特征是汉代墓葬的典型形式。因为这一地区在汉代属于琅琊郡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些墓葬也被称为“琅琊封土墓”。

随着对墓中杂物的清理完成，考古队员们终于准备揭开棺椁的盖子。令人惊讶的是，棺椁的结构异常独特。在正常的棺盖下，还藏有一层隔绝空气的木板。队员们小心揭开木板，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震：棺木中竟然充满了清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棺底陈列的珍贵陪葬品清晰可见。除了反射着阳光的金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均匀散落的木板，而旁边还散落着一些已经变黑的块状物品。

经过仔细清理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木板竟然可以拼凑成一个方形匣子。散落的琉璃块正好可以嵌入匣子的四周，而匣子顶端则装饰着一只闪烁金光的金龟。队员们将其大致复原后，惊讶地发现，这个漆黑的匣子很可能是一件“玉温明”。玉温明作为一种极为珍贵的丧葬礼器，甚至可以与“玉衣”、“梓宫”和“黄肠题凑”等神器相提并论。一般来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这种级别的礼器。

汉代墓葬常常讲究厚葬，而玉温明的存在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座贵族墓葬。比如，同样是汉代贵族墓的海昏侯墓中，就出土了超过一百公斤的黄金，尽管其中大部分被盗墓贼窃走了。与此相比，这座墓中的金银陪葬品数量并没有那么震撼。不过，令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惊的并非金银器物，而是一块保存极为完好的木牍。木牍上的文字密密麻麻，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这块木牍的出现无疑为墓主的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经过初步清理，木牍上的“元寿二年”四个字映入眼帘，按公元历计算，应为公元前一年。接下来的内容表明，墓主姓刘，是堂邑县的县令，其他内容则涉及司法、税收和兵器库的清点。

然而，这一发现引发了队员们的疑问：作为一个县令，刘氏为何会使用如此珍贵的玉温明？木牍上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随后的陪葬品为解答这一疑问提供了线索。出土的梳子、三个篦子和一面铜镜，均为汉代王公贵族专用的奢侈品。铜镜尤其珍贵，在当时只有上层贵族才有资格拥有。由此可见，刘县令的身份并不简单。

在继续清理墓主尸身时，考古队员们在墓主头部附近发现了一大把约20厘米长的胡须，似乎表明这位刘县令生前可能是一位长髯飘逸的美男子。头顶上，还发现了一把环首刀，这种刀剑在秦汉时期是男子随身佩带的饰品，很可能是墓主生前的佩刀。

考古队员们又在棺木顶部发现了一个球形物体，触感冰凉滑腻且柔软。经过小心取出后，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一颗金球。继续探查墓主头部下方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包裹金箔的兽头头枕，雕刻细腻，嘴巴大张。显然，这颗金球本应放置在兽头枕口中。

随着棺中的积水逐渐被抽出，墓底的丝丝红色也逐渐显现。队员们小心翼翼地从墓主左侧取出了一柄玉具剑，这把剑的材质与金属制品大相径庭，极为精美。在剑旁，还发现了一顶乌纱帽。尽管长时间的腐蚀已使其变成了漆黑一团，但从其中残留的金丝可以辨识出其曾经的精美花纹。这时，考古队员们注意到，墓主的骨骼也呈现出异常的黑色。最初他们以为是腐朽物覆盖所致，但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并非是腐蚀的结果。墓主是否可能是遭到毒害？专家进一步检测后表示，墓主年约四十岁，按当时的标准，已经算是年长，但并未发现毒药的痕迹。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患有一种增生性的背部疾病，这很可能是导致其早逝的原因。

随着清理工作逐步结束，三枚印章的出土终于揭开了墓主的真实身份。这三枚印章分别刻有“刘赐”、“堂邑令印”和“萧令之印”，这进一步证明了墓主曾担任过两个县的县令，且希望将这些印章作为资历的凭证，以期在另一个世界过上更好的生活。

就在考古队员们认为清理工作已经完成时，又意外发现了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一张金龙玉席。由于长时间的金箔脱落以及污物掩盖，这张玉席几乎与棺底融为一体，差点被忽视。考古队员们看到它时，都不禁感叹：若玉席上的金箔尚存，它将是多么的雍容华贵。考虑到刘赐可能出自宗室，这件珍贵的玉席也与其身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