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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川省通江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特殊的证明书，它的证明内容也非常简单：

“何明德是共产党员，他确曾作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特此证明...邓颖超1958年5月12日。”

落款处的姓名不是别人，正是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

何明德究竟是什么人？邓颖超为什么要给他开这样一份证明呢？

身份受质疑，致信周总理求证明

四川省解放之后，当地农民从国民党深重的剥削中缓了一口气，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土地改革、选举各地干部。

四川省通江县农民何明德同其他人一样，踊跃参与干部选举和土地改革。

但在通江县人民委员会审查何明德背景时，却发现他曾经有过脱离党组织、脱离革命队伍的问题，迟迟没有通过他参选干部的申请。

对此何明德感到十分冤枉，他对家中妻子讲起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奋斗的过去，骄傲地提及自己还曾经与邓颖超同志同处一个党小组，当过周总理的警卫员。

在妻子的印象中，能够与周总理、邓颖超同志有过交集的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而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个平凡人。

所以对于丈夫讲述的故事，她始终无法相信，时常还会取笑一二。

不相信的人不止何明德妻子一人，村里的其他人同样对此持怀疑态度。

周围人的怀疑态度以及自己被怀疑有“脱离革命队伍”的问题，让何明德感到十分委屈。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写信给周总理，请周总理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封信于1957年10月寄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经安全审查没有问题后便交给了周总理。

那时信件还是人们主要的交流和沟通方式，有些人为表达对伟人们的崇敬与赞美，有些人为反映地方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都会写信给中央领导人。

毛主席便有定期查看、回复一些群众信件的习惯，周总理也一样。因而何明德这封信尽管格式不规整，却也到达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只是因为工作繁忙、信件众多的缘故，周总理过了一段时间才看到这封信。

看完这封信后，周总理忍不住会心一笑，回家与爱人邓颖超谈起了这封来自老朋友的信件。

邓颖超听说是何明德的来信后，不仅惊喜甚至还有些激动。

在战乱年代中失去联系多年，他们都以为何明德已经失踪甚至牺牲了。能够再传来一些音讯，对他们来说已是极好的安慰。

原来何明德于1933年便参加了红军，曾经历艰苦的长征，后练就精湛的驾驶汽车和坦克的本领。

因他果断机智，本领又高，便被调到周总理身边担任警卫员。

西安事变期间，周总理亲赴多方力量制衡的西安参与谈判时，何明德便守卫在一旁。直至1942年何明德回家探亲后失去了消息。

考虑到当时土匪横行，国民党“反共”分子时常作乱，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何明德再次来信证明了他的安全，这是令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十分高兴的事情。

信中何明德只是希望，周总理能够帮助他证明自己的身份，证明自己从没有过“脱离革命队伍”的问题。

对周总理夫妇二人来说，这绝不是什么让人为难的要求。

邓颖超当即提笔致信中共四川通江县人民委员会，详细说明了何明德在周总理身边做过警卫员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后来会失去联系。

得到这封证明后何明德十分感激，1958年他重新入党，在四川当地历任多地武装中队长、生产干事等，成为了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干事。

颠沛流离，护送周总理辗转西迁

说起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何明德如此熟悉与挂念，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1937年到1942年，何明德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是警卫员也是战友。

特别是在战火纷飞、局势最为不稳定的1938年间，何明德一直守护在周总理身边，多次于险境中保护周总理的安全。

1938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6月，步步向西侵略的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

彼时正在武汉担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总理，在这个时候担负起鼓舞人心、动员社会各界参战的重要任务，其中最为轰轰烈烈的便要数“七七献金运动”。

这次“献金运动”是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短短5日之内便筹集百万资助。

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国民党的募捐活动3天才筹集了4000元。

与此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周总理自然也被日本人盯上，日寇早已扬言要活捉、杀害周总理。

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保护周总理的安全成为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

随着日寇的侵略脚步离武汉越来越近，炮火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武汉临近失陷。

同年10月24日，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轰炸，汉阳飞机场、武昌火车站均被炸毁，沿江船舶几乎全部被炸沉。

这一天晚上，周总理来到新华日报馆，写下抗日战争期间自己在这里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同胞》后，于25日凌晨3点半与邓颖超、叶剑英等首长一同撤离武汉。

为缩小目标、避免被敌人注意到，保护三位首长的只有何明德、邱兰章以及司机祝华等寥寥几人。

日寇轰炸几乎时时不停，为此深夜行车的一队人甚至不敢开灯，生怕暴露目标。

在漆黑一片中，司机祝华也不敢快速行车，何明德则担负了探路的责任。

他一直站在车门前指路，有的时候甚至牵着车子在公路上慢慢行驶，直到安全将周总理等人护送到达长沙。

有趣的是，路上周总理一行人还遇到了车辆抛锚的李宗仁、宋美龄等人，他们只能挤进这辆小车中，一同前往长沙。

到达长沙并不意味着松一口气，日寇仍在西进，长沙也并不是绝对安全。周总理一抵达长沙便立刻开始忙碌，急需安定民心。

当时国民党所谓的“焦土政策”已经传出风声，长沙城内人人自危，民心涣散。

尽管周总理竭力抚慰民心，事无巨细地安排工作，在大部分人已经撤到衡阳的情况下始终留在最危险的第一线，却没能阻止一意孤行的国民党当局焚毁长沙市区。

11月13日凌晨4点，周总理、叶剑英等人刚刚睡下，巷口便火光冲天。

当天负责站岗的正是何明德，他急忙将几位首长叫醒，护送大家从后门出城，沿着河边小路进入较为安全的地带。

彼时正是深夜，再加上战乱的缘故，临近湘江时没有船只可供过河。

好在当时已近深秋，水势不涨，何明德纵身跳进水里，反复试探后确定了水并不深，才将周总理、邓颖超等人一一背了过去。

一行人顺坡而上，幸而找到了一辆大篷车，有惊无险地到达衡阳。

事后大家才知道，蒋介石早有命令要火烧长沙，以此延缓日军南下势头，但原定的并不是这一天。

只因11月13日凌晨，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城内的放火小组错以为是信号，才齐齐放火烧城。

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房屋被毁五万余栋，群众伤亡两万余人。后来蒋介石被迫处决了长沙警备司令，才算略微平息了中外舆论。

1938—1939年间，周总理辗转长沙、衡阳、广西、江西、贵州等多地，作为贴身警卫员的何明德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迁至张治中公馆附近后，何明德还被推举为党小组的组长，组员包括周总理、邓颖超、叶剑英、董必武等人。

这些首长们参与党组织生活时从不以特权自居，何明德多次收到周总理的请假条，说明缺席党内会议的原因。

1939年周总理进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何明德又一次担任党小组长，组内有邓颖超、叶剑英等八名同志。

跟随周总理身边贴身保卫他的安全五年多时间，何明德始终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

只是到了重庆之后，自参加红军以来从没回过家的他思乡心切。也正是因为这次回家，他才与周总理失去了联系。

坎坷返乡路，回归普通人生

1939年之后，周总理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重庆工作，重庆距离何明德的家乡非常近，他始终很想回家看看。

恰逢1942年6月20日，周总理接受毛主席指示回到延安，何明德借机请了探亲假。周总理理解他的思乡之情，特批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回家探亲之前，何明德站好了最后一班岗，认真完成自己的最后一个任务：护送周总理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

登机之前，周总理还特别嘱咐道：“你若在路上有紧急情况，就及时写信来。”

其实，当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是不赞同何明德回家的。

四川军阀对共产党的态度始终不友好，再加上土匪横行，他们很担心何明德回家途中会受到迫害，何明德家乡当时也没有党组织可以保护、联系他。

回乡这一路上，何明德也的确遭遇了国民党特务的纠缠。

自离开重庆回到老家通江县后，有知道他曾在重庆共产党大人物身边工作过的国民党特务，便始终纠缠、盘问着他。

对此何明德也不是毫无准备，他谎称自己在四川军阀田颂尧手下当过兵，并详细描述了田颂尧等人的相貌、住处等。

他还将自己带回来的八路军证件藏到了悬梁顶上，以防止被特务找到。

可在1939年，田颂尧就已被蒋介石撸了兵权，只有一个“上将参议”的虚职。国民党特务并不信何明德的说法，只因没有证据便派人一直暗中盯着他。

就这样，何明德不仅错过了一个月的归期，还不得不为躲避特务东躲西藏，同许多人失去了联系。

毫无底线的特务在找不到何明德后，直接抓了他的父亲严刑拷打，甚至威胁如果何明德不招供，就杀了他全家。

何家人没有办法，只能变卖房子赎回何明德父亲，家庭情况一落千丈。

回乡半年后，何明德第三次试图归队，却因国民党关卡重重再加上盘缠不足而失败了。

何明德也曾想给周总理去信，却又害怕信件被特务截下，害死自己的家人而作罢。

后来何家人这边虽不阻拦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表达了另一方面的强烈诉求：希望他可以结婚生子。

何明德15岁参军年纪尚小，这次回家探亲时已有24岁，父母很希望他可以娶妻、传宗接代。

就这样，何明德回到周总理身边的机会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断了联系。

在当地娶妻生子后，何明德做了一名普通的农民，后来又在达县当了背盐工，偶尔做一点小生意。

在家里遭遇困难时他也没有想要求助周总理，只有在他无法证明自己组织关系时，才被迫给周总理去信希望周总理能够帮忙证明。

一封来自邓颖超同志的亲笔证明信无疑是珍贵的，毕竟普通人想也不敢想能与这样的首长级人物有关系，对方还亲笔来信证明自己的身份。

何明德却没有引以为傲，即便是参选干部他也以“力所能及”为第一准则。

在知道他曾经当过周总理的警卫员后，有不少人劝他去北京，找总理谋一个更好的工作。但何明德表示：

“我在军队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今我更愿意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后记

时至今日，邓颖超同志的亲笔证明信及当年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开具给何明德的回乡探亲证书，仍保存在通江县档案馆里。

尽管与这两份档案有关的何明德，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这两份文件和何明德的故事，却为后人记下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下，一名坚决执行自己的任务、不屈应对迫害，在解放后丝毫不攀关系，只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共产党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