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8月17日，北京紫禁城内，大明帝国的朝会上充斥着一片压抑的气氛。两天前发生的“土木之变”，明朝大军土崩瓦解，连明英宗也被瓦剌军俘虏。此刻，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在商议如何善后。

沉浸在悲痛、惶恐中的百官们面面相觑，面对这危局，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明英宗亲征，带走了京城大部分的兵力，还有很多勋臣权贵，如今在前线全军覆灭，京城只剩下些老弱残兵，如何抵抗得住敌人的铁骑。

见无人说话，翰林院学士徐珵放言：“我夜观天象，大明朝危在旦夕。为今之计，只得南迁。”话音刚落，只听得一声怒喝：“言南迁者，可斩也！”说话的正是兵部侍郎于谦，“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休矣，难道忘了南宋的教训了吗！”

于谦的凛然之气一扫朝堂上压抑的气氛，稳住了群臣之心。监国朱祁钰见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随军出征没于土木堡），将京城的防御交给了他。但此时的北京城，已然是一座空城，内忧外患，但于谦毅然领命，担负起了拯救大明江山的重任。

不想第二天的朝会，突发了一场骚乱。有大臣向朱祁钰提出追究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的责任。此时王振虽亡，但党羽尚在，朱祁钰不敢轻举妄动。见朱祁钰要退回后宫，这个大臣死死拽住他，不放他走。王振的党羽上前驱赶，激起了众怒，被群臣当场打死三人。此时朝堂一片混乱，于谦站出来拦住要躲避的朱祁钰，请求他宣布王振之罪，并惩处其余党。

如果当时不能及时稳定住局面，朱祁钰离开后，控制御林军的王振余党势必会与朝臣发生更大的冲突，后果不堪设想。在于谦的坚持下，朱祁钰当场宣布了王振的罪行，并处置了其余党。此举解决了明廷内部存在的矛盾，为即将到来的北京保卫战创建了一个稳固的基础，由此于谦也就正式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主心骨。

要打仗，一是兵二是粮，这两样北京城里都缺。新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本就是兵部二把手，对于部门业务熟门熟路。经过火速动员，于谦调集了二十余万军队。这些军队多为后勤部队，相对于损失在土木堡的军队战斗力弱不少。但有句话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他们，在于谦的带领下，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关于粮草，北京城的粮草基本上囤积在通州。为了避免运粮的风险和运输的麻烦，于谦在调兵的同时下令，命令所有入援北京的军队一律先到通州取粮，这样一举两得，解决了上述的麻烦。

军事层面的准备已经做好了，但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这就是皇帝还在敌手，朱祁镇被瓦剌军挟持着进攻明军。这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使得在今后的各个层面的斗争中，明王朝都可能被束缚住手脚。但册立新君，这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以后的局势发生变化，提议者恐将难以自全。但这时于谦又站了出来，他保的是大明的江山而不是某个人，在他的提议下，明英宗的生母孙太后做主，策立监国朱祁钰为帝，解决了这个政治生的大难题。

很快瓦剌大军逼近北京，战事一触即发。面对士气正旺的敌军，有将领提出紧闭城门坚守，毙敌锋芒，待敌士气减弱后再出击。但于谦没于采纳这个意见，而是命令军队列于九门之外，与敌军展开正面的对抗。在他看来，敌军士气是正盛，但我军自土木堡之战后士气低糜，如果一直示弱，士兵将会失去信心，敌军将会更加肆无忌惮的攻城，如此一来北京就危险了。于谦认为，如今之计，必须出城死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于谦下令，战事一旦开打，临阵之时，将领后退斩将领，士兵后退后队斩前队，所有军队一律出城迎敌，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他亲自登上德胜门，指挥明军对瓦剌军展开作战。在他的感召下，将士们奋勇杀敌，死战不退。经过六天六夜的殊死作战，瓦剌军不仅毫无进展，还在明军的夜袭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后撤。

瓦剌军攻城不利，想拿明英宗要挟又无果，随着各地明军不断地入援，深恐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于是他们选择了退兵，明军获得了北京保卫战地胜利，大明王朝得以续命二百余年。而这一切，于谦可谓是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