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老家的那个乡镇，有一个粮管所。那时候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去中心校读书。刚走进乡镇，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粮管所。虽然我年纪小，但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家里每年都要背粮食到那里交公粮。每次交粮，都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人们需要在长长的队伍里耐心等待，才能把粮食顺利交出去。而粮管所的工作人员，总是挑三拣四：一会儿说粮食不够干，一会儿说里面有烂粮。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交，可一旦检查不合格，又得重新背回家去晒干或挑出烂粮，再重新送来。

那时候粮食紧缺，去街上的餐馆吃饭，必须交粮票。大人们常说，粮票是粮管所发的。我还听过一个关于粮票的故事：有个彝族人走路时不慎从悬崖上滚下去，幸好抓住了树枝，保住了性命，但无法爬上去。恰巧一个赶场的人路过，听见呼救，扔下绳子把他拉上来。彝族人感激地送了他十斤粮票作为答谢。我们这些孩子听到这个故事时，兴奋得不行，每次上学或放学路过悬崖边，总忍不住探头往下看，希望能碰上这样的机会，好从中得到几张宝贵的粮票。由此可见，粮管所发的粮票在当时有多么珍贵。 我第一次到中心校上学，是父亲送我去的。路过粮管所时，他对我说：你要认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脱了农皮，我就到这里帮你转户口，以后你就可以按月从粮管所领商品粮吃了。这是父亲第一次告诉我，粮管所除了交公粮、发粮票，还有另一项功能——按月发粮给城镇户口的人。

每天上学放学，我都会从粮管所外经过。每次都会忍不住伸长脖子，偷偷看里面的人，觉得他们既神秘又神圣。几年下来，我对粮管所里的每一个人都已了如指掌。大部分时间，他们几乎无所事事：要么在粮库外打牌，要么围着一帮人闲聊摆龙门阵，要么躺在靠背椅上晒太阳。其中有一个又矮又胖的人，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名字我已忘记，但那矮胖的身形和缓慢的步伐，我至今记得。他走路总像小心翼翼地怕踩到地上的蚂蚁。 他之所以走得慢，胖得明显，重要原因是吃得太好了，而且每天几乎没事可做。他的工作大多时候只是给城镇户口的人称粮，拿到粮证时在上面打勾盖章，然后把粮食从仓库称出来。后来我才知道，班上有个同学正是他的儿子，这个孩子调皮捣蛋，成绩差，上课经常随意离开，也几乎没人管，只要不打架不扰乱课堂，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他有特权，后来才知道，他不需要认真读书，将来会接他父亲的班，成为粮管所工作人员，自然享受商品粮待遇，根本不必努力。

那时候，我曾梦想有一天也能进粮管所工作。为了实现梦想，我曾问老师该怎么办。老师告诉我，粮管所是接班制的，父亲退休，职位才会传给儿子，外人根本无从插手。听到这里，我一瞬间感到绝望。尽管我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但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仍可能回村干农活。而那个调皮同学，因为父亲的关系，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安逸生活。 幸运的是，我最终考上了中师，成为四年来我们乡第一个考上的人。这意味着，我脱了农皮，将来可以回乡镇学校教书，拿到城镇户口，成为按月领粮的城里人。三年后，我顺利完成师范学习，回到初中母校任教，手里握着粮证，每月都能去粮管所称粮。那时，我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乡里少有能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然而真正进入粮管所后，我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其实微不足道。

那个矮胖的父亲依旧矮胖，每天或打牌，或摆龙门阵，或躺在阳光下晒太阳。每次我去称粮，不在粮管所耗上两三个小时，根本称不到粮食。他掌握着粮权，你必须等他心情好、活动完毕才能称粮，不能催，也不能发火，否则可能拿到残次粮或陈粮。 当时，他尚未退休，他的儿子仍在街头混混。有好心人劝他提前退休，让儿子接班，但他不愿意，怕失去称粮的权力，怕失去被人尊敬的光环。 随着改革开放，温饱问题逐渐解决，偏僻山村也不再缺粮，商品粮制度慢慢取消。粮管所失去了存在价值，上世纪90年代初，工作人员纷纷下岗。那位矮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而他儿子因未能接班，也未尝过商品粮的滋味，最终因违法被捕入狱。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粮管所。显然，它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当那个时代过去，依附在上面的那些人，注定成为时代变迁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