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可能对吉林省最高薪资的相关问题感到困惑。回想那个年代，相较于如今的薪资体系，当时的薪酬结构显得更加公开透明。因为那时一切都是由国家控制，地方根据行政级别、军队依照军级制度来确定薪资标准，使得加薪或减薪的情况一目了然。

在1960年，洪学智从总后勤部部长的位置调任吉林省农机厅厅长，名义上来说，他在吉林的职位应属最高层级。若从1965年之前考量，军队各级军官和地方官员各自的薪酬体制并不相同，导致难以相互比较。但自1965年2月开始，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了。

1975年，军队实施了“降薪定级”政策，取消了以往的军级制度，转而与地方行政体系接轨。此时，军队领导的薪资级别根据1952年的评级以及现任职务的高低来进行重新划定。洪学智的级别被认定为行政6级，尽管其职务有所降低，但他的级别待遇维持不变，因此在降薪定级过程中，他的等级也被规定为6级。不过，他自己却感叹：“当军衔被取消时，所有上将均被定为行政5级，我却被压制到了一級。”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上将都是被划归到行政5级，仅有几位上将被评为6级。在1952年，军委委员被授予大将军衔，对应行政4级，而正兵团级的上将则对应行政5级。副兵团级的上将及中将被编入行政6级，而准兵团级的中将对应行政7级。正军级的中将或少将则对应行政8级，划分较为细致。

时隔13年后，军队统一为行政等级，过去的正兵团级上将和多数量的副兵团级上将都被评定为行政5级，实际上这表明，正兵团上将曾经的级别即为行政5级，而大部分副兵团级的上将则提升了一级。在历史长河中，副兵团级上将如韩先楚、钟期光、陈伯钧、杨至成、李志民、李天佑，彭绍辉，张爱萍和傅秋涛等如今均被定为行政5级。这样看来，洪学智所说的确实有道理：上将们的确大多数定为行政5级。

在最初的级别划定中，所有上将被统一认定为5级，但是在提交审批时，刘震、王平、陈再道、郭天民、唐亮等几位则被调整为行政6级。这五人曾都是副兵团级，与洪学智的级别一致。

那么，为什么部分副兵团级上将被评为5级而有些却被评为6级呢？这其中可能涉及的因素多种多样。总之，在这一批上将中，至少有五六位被判定为6级。至于洪学智所说的被降一级，或许与之前庐山会议的情况有关。他未能调任地方职务，从而使他在级别上可归为行政5级或6级，存在一定的浮动空间。

当军队与地方干部统一使用行政等级之后，薪资和待遇的发放标准也随之变更。在吉林，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工作人员，洪学智的行政级别都是最高的，因此他的薪水自然也是最高的。自1967年起，吉林地方负责人王淮湘虽来自军队，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头衔，1963年晋升为少将，但在1965年，他仅以军政委身份出现，从行政级别来看，仅能以8级来计算。尽管后来他职责提升至省级，但大多数人在1965年级别确定后，仅职务上有所升迁，级别维持不变。因此，尽管有些人出任大军区的正职、副职，兵团职或其他军职，其薪资待遇依旧是1965年时确认的标准，并没有变动。这也正是洪学智尽管在吉林的职务并不算高，但却依然享有6级工资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