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随着年末将近，远在陕西西安的秦王朱谊澏突然向朝廷上奏，请求为自己的胞弟朱谊漶、庶弟朱谊（淄夕）以及四叔朱敬（金勉）封爵。根据当时最新版的《宗藩要例》管理条例，作为镇国中尉身份的秦宣王朱怀埢的后代，朱敬（金勉）应当被封为辅国中尉，而朱谊漶兄弟则只能获得最低级的奉国中尉封号。然而，秦王的请求违反了相关规定，这显然为礼部增添了不少工作负担。既然秦王自愿提出要求，那就不怪我们不提醒了。

当时礼部立即就此事作出回应，明确表示：根据万历十年修订的《宗藩条例》规定，只有亲王的继承人才能进行晋封，其他宗室成员不能随意提高封号。秦王的请求显然违背了这一条例，礼部基于传统严谨的态度坚决反对此举，指出此类申请应予以驳回。

然而，朱谊澏并未因此放弃。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他再次向朝廷上奏，请求为朱谊漶兄弟晋封。令人惊讶的是，明神宗此次态度有所转变，完全忽视了礼部的反对意见，决定直接批准这一请求。同年十月，朱谊漶正式被册封为紫阳王。

然而，命运多舛，万历十四年（1586年），秦王朱谊澏在位仅六年便去世，朝廷为其追谥为“敬”。尽管他已婚五年，仍未能留下后嗣。由于这一悲剧，秦藩在40年后再次面临大宗绝嗣的情况。作为秦敬王的弟弟，朱谊漶理应成为新的秦王继承人，符合同样的继承条件。

万历十五年（1587年）四月，朱谊漶被正式晋封为秦王，且他的正妻韩氏也被晋封为秦王妃。在明代，外命妇的品阶分为多个等级，其中安人是最低级别的，但对于秦王妃来说，她的品阶远超常规的宗室妻子，一飞冲天。朱谊漶继位后，十分关注兄弟、子嗣的封爵问题，在位期间，他继续争取提升庶兄朱谊（淄夕）的封号，这一请求引起了朝廷强烈反应。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初七，礼科给事中薛三才等人表示，朱谊（淄夕）已经获得镇国将军的封号，按例不应再加封，更何况这会破坏封爵的正常规则。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明神宗驳回朱谊漶的请求，并提醒其他王府不要再越界。

然而，明神宗却出乎意料地坚持认为，作为首藩的秦藩，理应享有更高的尊崇地位。因此，他同意了朱谊漶的请求，赐予朱谊（淄夕）郡王爵位，虽然不附带岁禄，并明确表示这是“不可为例”的特许。

尽管如此，薛三才并未就此罢休，反复上疏，强调严守法度，指出秦王的做法可能会引起其他宗室效仿，导致不良影响。他特别提到，秦藩历史上的许多加封案例都是违反例制的，强调法度不可破坏，藩王们必须遵守祖宗成法。

然而，面对薛三才的反对，明神宗坚持自己的决定，最终批准了朱谊（淄夕）的晋封，并强调今后不应再为此类请求开创先例。这一争议最终虽未平息，但也为朱谊漶家族的封号增加了更多复杂的背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谊漶继续为自己的庶子争取更高封号，尤其是对长子朱存枢的晋封表现出极大关注。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朱谊漶请求为年仅12岁的朱存枢封爵，但这一请求同样遭到礼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宗藩条例》，而且可能激起其他宗王的争议。尽管如此，朱谊漶依然没有放弃，一再上疏，坚持为儿子争取更高的封号。

随着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到来，朱存枢终于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成为了郡王，而这一切得益于朱谊漶长期的努力和不断的争取。尽管礼部仍然反对，但在明神宗的坚决支持下，最终为朱存枢实现了封爵梦。

然而，朱谊漶的这一系列封爵请求并非没有后遗症。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吉王朱翊銮就援引秦、沈藩的加封案例，为自己儿子争取封爵，这一请求最终也得到了批准。这种“有样学样”的情况再次让朝廷陷入困扰。

朱谊漶一直致力于解决家庭内部的封爵问题，尤其是庶子们的晋升。天启二年（1622年），在他的持续努力下，朱存机等四位庶子成功获得了郡王爵位，尽管礼部依然拖延了这项事务的办理。

而秦藩的宗室事务也未曾真正安定，许多宗室成员因各种原因与朝廷产生冲突，甚至一些不法行为在朱谊漶的庇护下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例如，陕西巡抚吕兆熊曾多次上疏指控秦藩承奉张清的恶行，然而由于朱谊漶的庇护，张清依然逍遥法外。

朱谊漶的执政时期充满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宗室封号的争议。尽管在他去世后朝廷对其追谥为“肃”，这一谥号似乎与其实际行为并不相符，但他无疑是秦藩历史上最长寿的亲王，并且在位时间也是最长的。

朱谊漶的死并没有终止秦藩的争斗，反而在后期，他的家族与其他宗王府的封号争斗不断，尤其是在他为子孙争取爵位的过程中，宗室内部的纷争也逐渐升级，成为了朝廷难以避免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