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一封关于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提出，第一野战军要在年底或明年初，分成两路进军。一路由彭德怀将军指挥，着手处理新疆事务；另一路则由贺龙将军率领，进驻川北，与第二野战军配合，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的局势问题。

7月16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进一步指示，刘邓大军的50万部队（除了由陈赓将军指挥的4个军外），主力将通过川西进攻重庆。同时，贺龙将军带领约10万人进入成都。此举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组成的西南局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三人共同承担起治理川、康、滇、黔四省的重任。这份电报明确划定了刘、邓、贺三位领导者在西南战场上的职责。

10月13日，中央正式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中央西南局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还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刘伯承则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三位领导者的分工清晰而明确。

一天后，贺龙参加了由毛主席主持的军委会议。会议讨论到进军西南的问题时，毛主席问贺龙：“你打算带哪支部队入川？”

带领10万大军进驻川北，对贺龙来说，这绝非一件简单的事。理想情况下，他自然希望能带领自己的老部队，毕竟这些部队熟悉他的指挥风格，合作起来会更加顺利。但实际上，贺龙的老部队正被调派到西北，由彭德怀总指挥，在西北进行解放工作。而这些部队自1947年起便长时间驻守西北，早已熟悉了这一地区的战场情况，彭德怀与部队之间的默契也早已形成。

因此，贺龙的老部队显然无法调离，他必须从其他部队中选择合适的力量。此时，驻守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18兵团，成为了进军川北的理想选择。

第18兵团由徐向前元帅亲自组建。1947年6月，徐向前在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后，便通过当地民兵与残余部队的整合，最终培养出了一支训练有素、能打硬仗的正规兵团。此兵团不仅能在野外作战，更具有攻坚能力。经过一年的奋战，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在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

1949年4月，太原战役胜利后，中央决定将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划归一野，随即由彭德怀指挥，两兵团赴西北解放大西北，而第18兵团则驻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理想的入川力量。

尽管贺龙没有直接领导第18兵团，但他与该兵团司令员周士第有着深厚的工作渊源。周士第与贺龙的关系可追溯至南昌起义时，两人曾有过接触。抗战期间，周士第跟随贺龙参与了许多关键战役，战后他历任晋西北军区参谋长等职务，逐步成长为一名极具战术素养的将领。在整个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贺龙与周士第有着良好的配合，因此，贺龙决定带领第18兵团入川。

当毛主席询问贺龙带哪支部队入川时，贺龙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选择18兵团。”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立即同意了这一决策，决定由贺龙率领第18兵团及7军、19军进驻川北，负责解放陕南和川北的战斗任务。

然而，贺龙的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一些长期跟随他的同志表示不解：“老总，为什么不带您自己带出来的部队？” 贺龙严肃地回答：“军队是党领导的，而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18兵团，而非得带自己的部队，那我就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

关于贺龙为何选择第18兵团入川，曾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毛主席的指令，旨在让原本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18兵团重新回归第二野战军，以弥补二野兵力上的不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贺龙选择第18兵团入川，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形势和部队情况的合理判断，而非单纯地遵循毛主席的指令。贺龙强调：“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这一点说明，贺龙并不是依赖于自己的老部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符合大局的决策。

贺龙的领导风范不仅表现在他对部队的合理调配，也体现在他在南下动员大会上的一番讲话中。当时，许多同志对西南地区的贫瘠和难以适应的环境有所顾虑，但贺龙的讲话深深触动了他们。他表示：“我们不是天天在说要解放全人类吗？西南的数千万同胞还在受苦，蒋介石的部队依然盘踞在这里，我们能坐享其成吗？”他进一步提到：“我们很多南方的同志参加了长征，吃了八年小米，难道不能再吃几年的小米吗？解放西南是最后的决战，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这一番发言深深打动了许多原本不愿意参与西南工作的同志，后来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的贾丕基回忆道：“贺老总的这番话让我决心参加南下队伍，至今我也不后悔。”

贺龙的发言不仅展现了他深刻的革命气质，更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