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学谟，作为雍正时代的地方官员，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施行法律，更要通过教化来塑造民风。他不仅要宣讲圣谕，还需定期定点为百姓传递教化的信息。然而，本文并不以袁学谟宣讲《圣谕广训》的普遍性教化行为为主要论述，而是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他在石楼县推行地方治理、革除陋习方面的实际举措。通过深入分析袁学谟的治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通过自己的政策去改变地方的恶俗、驱除陋习，以期实现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革除旧习与乐籍**

石楼县，这片地处偏远的地方，长期以来文教不兴，许多陋习依旧根深蒂固。袁学谟身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县，当他踏上石楼这片土地时，立即感受到了这些不良风俗与儒家道德之间的强烈矛盾。无论是出于对知县职责的履行，还是从他个人的价值观出发，袁学谟都认为这些陋习亟待改变，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够让人民逐步接受更加文明的社会规范。因此，他立即颁布了多项告示，运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结合法律手段，着手根除当地的不良风气。

**婚姻丧葬**

在当地的婚丧嫁娶习俗中，袁学谟重点批判了三种陋习，这些习俗不仅违背了儒家伦理，还触犯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首先是同姓婚姻，这一风俗在古代中国是禁忌，许多历史文献，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中，都明确禁止同姓结婚。然而，到了袁学谟上任时，他惊讶地发现，同姓婚姻在石楼依然广泛存在。对于这种行为，袁学谟坚决表示：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同姓为婚是背礼也。他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若再有此类婚姻，必依法严惩。

其次是争母归葬这一陋习。在古代中国，孝道被视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父亲去世后，儿子应当尽孝侍奉母亲，而不是强迫母亲改嫁。然而，石楼地方却存在着让母亲改嫁、甚至夺尸归葬的恶俗。最后，袁学谟严厉批判的结鬼亲风俗——即未婚男子死后，购买女尸与之成婚。这一陋习不仅涉及封建迷信，还触及了犯罪行为，尤其是盗尸买卖。袁学谟对此进行了严格禁止，规定若有此事，必定严加惩处。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与民间习俗深深扎根，但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袁学谟逐步削弱了这些陋习的根基。尽管面对长期存在的传统习惯，袁学谟依然不动摇，坚持用儒家伦理的规范来改善社会风气。

**禁止赌钱**

赌钱作为一种长久以来在民间存在的陋习，严重危害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民众的道德水平。在雍正时期，皇帝已多次发布禁令，但赌风依旧盛行，尤其是官员们的执行力度不足。袁学谟深知这一点，并充分认识到禁赌的重要性，他在当地发布了严厉的禁赌令，并强调赌钱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严重危害。袁学谟不仅明确指出赌钱的社会危害，还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大禁赌力度。

首先，袁学谟推行举报有奖的政策，对于举报赌钱行为的人，给予相应奖励。这一做法不同于一些地方官员借禁赌之名敛财，而是通过奖励举报来增强社会监督的力量。此外，袁学谟对隐瞒不报或者接受贿赂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惩罚，确保禁赌令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对于已经参与赌博的人，袁学谟根据不同身份制定了不同的惩罚措施。例如，士绅将被革除功名，绿营兵将被罚没粮草，而官府的胥吏和衙役则会遭到严厉的体罚。这一系列的禁赌政策，不仅整治了当地的赌博风气，也提升了百姓对法律和道德的遵从。

**禁止轻生** 轻生这一社会问题在古代一直存在，尤其是在生活困苦或遭遇困境时，许多人因绝望而选择结束生命。袁学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结合儒家的孝道思想，积极开展劝诫工作。他强调，轻生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也是一种对亲人的极大伤害。因此，他通过劝解和教育，向百姓宣讲生命的宝贵，同时对那些执意轻生的人，严格追究其亲人的责任。 **禁止暴露死婴** 在石楼及其周边地区，暴露死婴的习俗盛行。这一陋习根深蒂固，直到清末仍未完全根除。作为一个来自江西、饱读儒家经典的官员，袁学谟对此深感痛心。他认为这一习俗不仅违背人性，更是对婴儿生命的不尊重。因此，他出台了《饬埋婴孩暴露示》告示，规定所有死婴必须用木板、布包、草席等物包裹，并深埋，以避免尸体被野兽掏食。他的这一规定严明而有力，直接制止了这一陋习的蔓延。 **禁止酬酒打架** 石楼县的民风刚烈，酗酒斗殴是常见现象，尤其是酒后暴力行为，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不安。袁学谟了解这种情况后，发布了告示，要求百姓在发生争执时要以忍让为主，尽量避免冲突升级。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打架斗殴者，袁学谟实施了严厉的惩罚，不仅惩罚打架者，还惩罚旁观不劝阻的人。通过这样的措施，袁学谟有效遏制了石楼县的暴力事件。 通过一系列深入的改革，袁学谟成功地推动了石楼县的社会治理。虽然传统习俗根深蒂固，但他通过教育与法律的双重手段，逐步改变了当地的风气。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也展现了他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