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开森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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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研究者，是指你的内心有非常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研究动机，有研究的对象和公众，完全不考虑获取名利。比如，我会选择焦虑障碍和人格障碍进行研究，因为这些病人能打动我。在精神病学界，最容易获得功名的，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基础研究，但是它们与我的性格不匹配。

我的分析师和督导师让我知道，我离焦虑障碍和人格障碍并不远。如果焦虑障碍的判断标准符合四五条就可以确诊，大部分人生阶段的我的状态会符合两条或三条标准，也可能有几个月符合全部标准。那么，那几个月我就是焦虑障碍患者，所以，焦虑障碍的研究可以让我治疗自己，使自己不再继续发展下去。

人格障碍也是一样。当年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本科学精神病学，讲完人格障碍那一章课程后，我开始对照自己，发现我符合好几条人格障碍诊断依据，于是让我一个女朋友来给我评定一下。她评定的结论是，我完全符合，这把我吓了一跳。当然了，这也是医生的脾气，即学什么就怀疑自己有什么病，除了妇科疾病之外，其他所有病我都怀疑过自己。由此可见，医生是很容易得疑病症的。这也算个人伤口之一。

不过我认为，诊断20多岁的自己有人格病变，是几种人格障碍的患病高危人群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做了这行，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人格障碍高危患病人群了。我们有些同事坚持认为自己很健康，我开玩笑，给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诊断，叫做“健康型人格障碍”。

有一次，我跟我的分析师明确讨论了我到底符不符合人格障碍标准，分析师笑着说：“其实你符合，最起码符合一两条标准：相信完美化和理想化的爱情，这条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喜欢独处，不喜欢与人交往，这条符合分裂型人格障碍。”其实，我们离病人并不太远，我们感兴趣的方向，就是我们需要升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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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研究者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有伤口，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伤口所在。例如，《躁郁之心：我和躁郁症共处的30年》这本书的作者既是躁狂抑郁症患者，也是非常知名的躁狂抑郁症专家。这种情况在我们行业普遍存在——你有什么病就成为什么病的专家。

所以，来访者经常问我，有病怎么办。我会告诉他，成为这个病的专家就好了。

我们做研究，首先是为了自己，然后把研究扩展到跟我们同病相怜的人身上，正因为我同情我自己，所以我同情我的来访者们，区别在于，他们大部分人所承受的人生痛苦要比我多得多。

也有些来访者没有我痛苦。这些年我见过一些来访者，他们从小就生活得比我幸福，创伤没有我这么重，甚至比我更健康。这让我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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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研究者的第二个意义是为了受苦的人。研究不应局限于一个小我，而应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扩大，动力就会增大。研究是我们的天职和天命，我们跟天地万物众生相互联系和感应，不仅仅是为了功利，更是为了天下受苦的人。这样呢，个人的伤口就和民族、人类的伤口相联系，受伤研究者就转化、升华为功利研究者。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受伤研究者和功利研究者是研究的一对矛盾对立体。

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从小不是很有钱，年轻时为名利而奋斗，得到的名利差不多了，就不再那么追求名利，于是回到初心，做一些超越功利的事情。马云说：“我们企业家，赚的钱早就够用了，还在继续工作是为了这个社会。”老干妈的厂长陶老太太在大会上说：“昨天我想了一晚上，我陶华娣再也不需要赚钱了，因为我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想来想去，看起来是你们在给我打工，实际上却是我在为你们打工。我继续工作是为了让厂子发展得更好，让员工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在企业界也有这种转化——从个人到社会，从自身到他人，从内在到外在。

我们申老师在“文革”期间被抄家，头被打伤了，那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伤口。他当时就认为不能怪红卫兵，因为那是民族文化出了问题，因此要振兴民族文化。所以，这二三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核心心理学，克服了很多艰难险阻。他本来是主流心理学界的新秀，就像荣格当年所在的位置，后来他们都放弃了很多名和利。

伤口也是勇气和动力的来源。因此，如果接触不到内在受伤研究者，那我们的研究迟早会在名利途中遇到问题，最终获得的名利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