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上级发布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军政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以确保军队能够顺利履行其职责和执行任务。因此，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决定对军用车辆免收过路和过桥费用。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5年1月，国务院已经通过文件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明文规定，军车在过桥和过路时一律不得收费。

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进，或许可以归功于当时担任31军军政委的宋清渭，他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议作用。1984年，宋清渭作为军政委出席了全军整党工作座谈会，会上汇聚了来自全军各大单位及部分军级单位的代表，人数超过百位。在会议期间，军委的领导，包括秘书长杨尚昆和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等人也出席了。

在会议上，各个大单位按顺序发言，许多代表事先准备了发言稿，直接朗读出来。然而，当轮到宋清渭时，他被要求放下手中的稿子，讲述一些实际的问题。他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军队过路过桥收费的困扰。由于31军驻扎在厦门，辖下的多个师并不集中，如果需要往返，常常就必须经过泉州大桥。每次通行不仅涉及到军部、军区，还涉及到各个师的交通，按照当时的规定，每辆车需要支付5元的通行费，几百辆车次每天往返，加起来一年下来数量更是惊人，超过50万元，这笔开支在八十年代绝非小数目。而且，军以下单位没有任何机动费用，也无法得到报销，这让他们陷入了困境。

尽管当时军队可以通过经商方式来增加收入，但随后又禁止军以下单位从事商业活动，那么资金的来源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杨秘书长当时决定让办公厅将宋清渭所反映的问题整理后上报，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军队本身，还与地方政府相关密切。

总政治部的余秋里主任指出：“作为军政委，你可以尝试去找省里的相关负责人，讨论一下免收费的事情。”宋清渭则表示，自己这一层级的人士往往难以接触到省级的主要领导，更加不方便直接与他们沟通。他劳心地思考如何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然而作为一支野战军，他们很少参与地方建设，对地方事务的了解亦不深，因此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建议变得尤为困难。他觉得直接寻求领导的帮助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在他们的上面还有军区的牵制。双方的权力和职责并不重叠，其中涉及地方的管理，军队与地方之间也存在独立性，双方的沟通协调显得尤为复杂。

宋清渭所提出的请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痛点，并非仅限于31军的特殊情况。需要理解的是，军队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参与经营，主要是由于国家力量有限，各地财政无法有效支撑现代化军队的建设，因此部队只能努力寻找经济发展途径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虽然从今天的视角看，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弊端，但在当时国家的复杂环境下，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奈而必要的。

毕竟，军队的核心任务是国防，假如过路过桥都要收取费用，那么基层部队该如何筹措资金？在遇到紧急军事情况时更是会造成严重制约。因此，1985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全面免除军车的过桥和过路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