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1100年，支持新法的宋哲宗去世了，这位年仅25岁的皇帝在位时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岁月。初期被高太后操控朝政长达8年，18岁开始亲政后，他展现了与其年纪不符的政治智慧。赵佶迅速整顿朝政，罢黜了司马光，严惩了苏轼、苏辙等旧党成员，并将他们流放岭南。同时，他恢复了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重新启用了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国力，并多次发动军事行动对抗西夏，迫使其向宋朝求和。然而，这位能力卓越的年轻皇帝未能享受长久的统治，年仅25岁便早逝，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与无限的遐想。

当时的紧迫问题是：谁能继位成为大宋的皇帝？时任宰相曾布和太后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位天才身上，这位天才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大宋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这位人物便是赵佶，或许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宋徽宗。

由于宋哲宗早逝且没有留下子嗣，下一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出。宰相章惇提出了两位候选人，一个是哲宗的同母弟赵似（简王），另一个是长弟赵佖（申王）。然而，向太后认为申王赵佖眼疾严重，认为应立次弟赵佶为帝。章惇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向太后坚持认为赵佶仁孝且具有福相，应该继位。赵佶与向太后的关系较好，经常前往向太后那里探望，赢得了不少欢心。最终，向太后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曾布也支持了这一决定。于是，赵佶成为了新的皇帝，向太后垂帘听政一年，宋朝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徽宗即位后，胸怀大志，他希望能够缓和朝中两党之间的冲突。两党分别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和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为主，虽然这两位已去世，但两派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愈加激烈。在宋哲宗时期，两党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峰。旧党曾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迅速占领了朝廷，废除了新法，而后新党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反攻，并恢复了改革。两党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然剑拔弩张，未见休战。

此时朝廷的局势可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由章惇、蔡卞、蔡京等新党领袖主导，他们坚持延续王安石的改革，实力最为强大，掌握了实权；另一派是以曾布、陆佃为首的温和派，他们主张调停，致力于实现政权平稳过渡，虽未如新党强大，但获得了徽宗和向太后的支持；最后是以韩忠彦、曾肇为首的旧党，他们主张起用元祐时期的忠诚官员，贬斥新党的小人。

在这种复杂局势下，宋徽宗选择了温和派的主张，任命曾布为宰相，着手处理朝中纷争。徽宗即位初期，政局动荡不安，亟需团结和安抚各方力量，以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徽宗下令大赦天下，曾布提议召回被流放至岭南的旧党成员，如苏轼和苏辙等人，作为缓解矛盾的一步。面对这一举措，尽管新党中的章悖、蔡卞等人有所异议，但也未能阻止这一计划的执行。旧党领袖范纯仁等人纷纷北归，恢复了与旧党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徽宗还开始了对旧党和新党官员的调整。

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在当时被视为调和两党的努力，但其效果并不如预期那般理想。新旧两党因历时长久的冲突，已积累了深厚的仇恨和怀疑，而这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曾布在内心倾向于新党，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布提到，旧党并未理解前朝的变法，并且不顾及皇帝的意愿，固守旧法。而他的弟弟曾肇则认为“调和政策”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他认为阻碍政局稳定的根本原因是以蔡卞和章惇为代表的新党成员。如果不在自己升任宰相时加强对旧党的支持，日后必定遭到新党的报复，威胁整个家族。

曾布认为，他能保持中立并不偏向任何一党，才能避免未来被对立党派报复，但事实证明，情况并未如曾布所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徽宗亲自下诏，提出要用人看重的是德行和治国能力，而非其党派背景，希冀消除党派间的敌意，团结朝廷。然而，旧党并未能接受徽宗亲近新党的做法，并对其深感不满。曾布的弟弟曾肇向徽宗直言，消除两党矛盾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新党中的“小人”继续执政，因为一旦这些“小人”掌权，将很难再摆脱。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朝廷两党的冲突变得更加不可调和，曾布“建中之政”的调和政策也最终失败了。在1101年，向太后的去世成为了政治局势的分水岭，徽宗的权力逐渐不受制约，朝中派系斗争愈加激烈。

徽宗在继位后迅速改变了政策倾向，改年号为“崇宁”，表达了对新法的支持。新党势力逐渐掌控了朝政，而曾布及其代表的温和派则逐渐被边缘化。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蔡京迅速回归朝廷并迅速上位，最终成为宰相，彻底打破了曾布为调和两党而做出的努力。蔡京的回归意味着旧党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建中之政”的失败，北宋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蔡京的上台进一步推动了新法的全面实施，社会动荡加剧，国家财政逐渐亏空，百姓疾苦。最终，这一切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而曾布及其家族，也因“建中之政”的失败而迅速衰落，曾布一家的荣光随之黯淡。

崇宁三年，曾布的家族成员名列“元祐党籍”，使得曾氏家族的后继陷入困境。曾布一生的政治事业在“建中之政”的失败中彻底告终，整个家族的命运与他的沉浮紧密相连。最终，大宋的命运随着宋徽宗和蔡京的权力运作而驶向无法挽回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