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一个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会议在上海嘉兴召开了。

没错，这就是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共一大。

可是，

作为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竟然缺席了这次会议

。

通常的说法是——陈独秀当时身在广州作教育厅长兼?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笔款?修建校舍，他??，款?就不好办了。

这种解释，怎么听都觉得牵强。

而另一种说法仿佛离真相更近一些——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越过他，包办一大事务，所以用“不参会”来表示不满。

而这个行为，更符合陈独秀的做事风格。

陈独秀作为建党领袖当然是伟大的，但如果拿他和建国领袖毛泽东相比，陈独秀却暴露出了自身明显的性格缺陷，而正是这个性格缺陷，导致了他在建党立国大业上不能走得更远。

其实，毛泽东和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

陈独秀是安徽人，生于1879年，比毛泽东大了14岁。

当毛泽东走出蛮荒山村，给父亲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豪言壮语的时候，陈独秀早已成名。

年纪轻轻的陈独秀因为发表反对大清的言论，被就读的学院开除；又因反清宣传，被全国通缉避难日本；在日本成立东京青年会，回国后又筹建爱国会，再次被清庭追捕；期间又组织岳王会，这是个准军事团体；大清完蛋后，又开始反袁世凯，终于被捕入狱……那时候陈独秀刚刚20岁。

20岁之前，陈独秀的这种反抗精神已经显露无遗。

1914年，陈独秀出狱后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开始他用“独秀”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名字来自他的家乡“独秀山”，更彰显了他独树一帜的人格追求。

胡适说陈独秀是“终身反对派”，一辈子反科举、饭大清，反袁世凯，反北洋，反国民党等等，充分显露了他桀骜不驯、藐视极权的天性。

章士钊说他是“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做领袖，还真要有这股子勇气和霸气

。

因如此，历史选择陈独秀登上舞台。

毛泽东初出茅庐，就读湖南一师的时候，陈独秀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旗手，在全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仅次于孙中山。

毛泽东和陈独秀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藐视极权，都自视极高，都桀骜不驯，都敢说敢干，都卓尔不群……言行举止都深深烙有个人印记。

正是在陈独秀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特质，毛泽东立刻拜服，把陈独秀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去追随，去模仿。

用毛泽东的话——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就是受了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的启发，是一个青年粉丝对偶像的第一次模仿。他的《湘江评论》，也是受到陈独秀《每周评论》的影响。

毛泽东曾赞誉陈独秀就是能改造中国、救民水火的“大哲学家革命、大理论革命家”，他说——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时，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颂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对于这样一个行事风格、文笔才气、胆气见识都和自己非常相似的年轻后辈，陈独秀毫不掩饰地欣赏、培养和提拔。陈独秀说——我喜欢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对毛泽东从思想到行动，都给予了极大的提携和帮助，并最终在中共三大上，让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但是，陈独秀和这个后辈毛泽东相比，由于性格缺陷，

导致在处理复杂关系上，少了一些艺术性，最终导致陈独秀没能走得更远。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中国革命的艰巨和复杂，远超我们的想象，陈独秀当时面对的复杂局势，也远超我们的想象。

其中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却很关键、又很难把握的难题，是怎么处理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

这对终身追求独立自主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再加上他自身存在的性格缺陷，这个问题最终成了致命的问题。

陈独秀的性格缺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无法和周围近距离的人，保持和谐团结的局面，经常不讲方法，和同僚闹矛盾，甚至导致分裂反目。

比如，参与建党的元老李达，曾经自行脱党，后又经刘少奇介绍重新入党，别人问起他当初为啥脱党时，李达说——原因之一就是，不满陈独秀鲁莽爆裂的草寇式作风。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而脱党。

可见，陈独秀在维护关系上，有多任性。

所以，当受制于共产国际时，陈独秀难以淡定从容。经常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吵得不可开交。

中共一大的召开，完全是在马林一人的直接布置之下。远在广州的陈独秀接到了通知，才知道要召开一大，当然对马林不和他商量就定下所有事情气愤不已。

因此，对如此重大的会议，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之后，陈独秀还在很多重大抉择上，和共产国际对着干，一个中心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需要独立，不需要共产国际指手画脚。

这种想法绝对没有错，但是，想法正确不代表行动正确。

在要不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要不要武力解决中山舰冲突上，要不要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上等等，陈独秀都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和马林、和维经斯基、也和不少党内同僚意见不一致，而时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动派！

比如，当共产国际想通过薪资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时，陈独秀倡导党员无偿为党服务，他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

比如，当马林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拍着桌子大声反驳——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你听听，这些铿锵有力的话，句句都在理啊！

但是，陈独秀的悲剧不仅仅是他性格的倔强，也是因为那时的党，实在是太弱小了，弱小的无法和共产国际抗争，无法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无法拒绝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

一大召开之前，上海的活动全靠这些人都稿费，但很快经费就不够用了，《共产党》也随之停刊。一大召开，每位代表路费150元，也不得不靠共产国际的资助，否则，会也开不成。

所以，

即便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嘴上抗争无算，实际上却不得不屈从，无法做到“独”和“秀”。

不仅如此，一旦革命出现挫折，有了失误，共产国际绝对不会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个时候，陈独秀就成了“

背锅侠

”，在他任内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公允地说，陈独秀当然有问题，但决不能说，都是他的问题。

即便是一直背锅，共产国际最终还是要拿下陈独秀，直至开除党籍。

但是，哪怕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蒋介石从他的言论中认为，

陈独秀仍然是他的心腹大患，是最危险的敌人，

还是全国通缉，并最终捕他入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重获自由。

而他的学生后辈毛泽东，在很多地方虽然像极了他，但却没有他的这个性格缺陷。毛泽东在维护关系争取最大支持上，完全超越了他，显示了更多的艺术性、灵活性和忍耐性。

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欣然接受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在国民党内搞宣传、搞农运，风生水起，不仅锻炼了才干，还发展了党员，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这一点，陈独秀应该看得到。

毛泽东掌握大权后，也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对上硬顶，而是避免正面冲突，把共产国际和中央派来的人捧得高高的。

比如在井冈山时，面对上面一条条不切实际的指令，毛泽东不急不躁，总是耐心沟通，分析形势，陈明利害，并在执行时坚持正确路线方针，让红军避免了一次次重大损失。

比如在长征中，毛泽东主动要求和张闻天、王稼祥分在一组，一路上的思想工作，争取了两人支持。又通过多次军事建议，折服了周恩来，才有了遵义会议上的大转折。

像这样最初质疑甚至反对毛泽东，最后又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是当年王明空降延安的时候，明明是来夺权的，毛泽东还是亲自率队迎接，并称他的到来是“天降大喜”，给足了共产国际的面子。

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这不是漂亮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超越陈独秀的一大法宝，是毛泽东几十年，在血与火中求生存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陈独秀致命的短板。

据史料记载，仅从1923年到1927年的五年间，共产国际专门开会研究中国问题122次，发出决议指令738个，细到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规定到位。

而在此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指令、各种干预的局面，从来没有改观。

可以想象，在这种密集干预下，要想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有多难。

但陈独秀没有做到的事，毛泽东做到了。

毛泽东用他高远的境界、宽阔的胸襟、高超的艺术、坚韧的毅力，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并不断强大，强大到终于可以像当初陈独秀那样说不，可以真正独立自主。

当然，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能超越历史客观条件。陈独秀的悲剧，一部分是历史局限造成的，但也与他的性格缺陷不无关系，没有这个缺陷，陈独秀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有了这个缺陷，陈独秀迅速被后辈超越，被历史抛弃则是必然的。

陈独秀晚年也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即便知道自己的不足，陈独秀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甚至临终还决绝地说——

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之类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这样的性格，用的好，可以一往无前，摧枯拉朽。这也是陈独秀之前能够成为新文化旗手的原因。处在那个位置，恰好能发挥陈独秀的长处，他可以无所顾忌，指摘是非，大张大合，而且一呼百应。

但是一旦成为一党领袖，不再是自由身，言行也就不得自由，因为领袖的一举一动，关系党的命运。不仅不能任由性子来，更多时还要沟通、妥协、忍让、蛰伏、回旋……不是简单地拍案而起就可以的啊。

成长为领袖的毛泽东，对自己曾经的偶像陈独秀念念不忘，多次邀请陈独秀来延安、回归共产党，但是陈独秀的倔强丝毫不改，始终没有回头，成为毛泽东永久的遗憾。

两个原本很像的人，却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其中原委，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