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物理学界发展最为旺盛的时期，杨振宁正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这期间，杜致礼就是杨振宁成功背后的女人，为他付出了许多。直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杨家的生活状况才有所好转。

1957年，杨振宁获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周恩来总理立即安排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瑞典祝贺。

其实，在杨振宁还是一个普通学者的时候，

周总理就曾下达过指示，请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作为中间人，让还在狱中的杜聿明和女儿一家取得联系，借此告知家人和在台湾的亲属、好友，杜聿明一切安好的情况，以让他们安心。

1957年12月，杨振宁和杜致礼一同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看到丈夫亲手接过奖后，杜致礼显得十分激动。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实际上只有两个人组成，分别是

张文裕和其夫人王承书。

临行前，根据周总理指示，张文裕专门去找杜聿明见了一面，见面后，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希望你能够以岳父的身份，给女婿杨振宁写一封祝贺信，由我带去斯德哥尔摩亲自交到杨振宁的手上。”

听罢，杜聿明当即表示同意，并拿笔写了一封简单直白的祝贺信。杜聿明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杜聿明即草

杨振宁收到信后，随即给杜聿明写了回信，并再次拜托张文裕带回去交给杜聿明，

杨振宁在信中向杜聿明先生的祝贺表达了感谢，并表示他的关怀和关注令自己深受感动。

1959年12月4日，新中国进行第一次特赦，杜聿明成为了第一批特赦人员。

1961年3月，他成为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受到新中国政府的优待。每逢重要节日，便会收到国家发来的正式请帖，也曾多次受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宴会，还在国庆节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

上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全球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对峙的两极格局。

70年代开始，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美国国务院解除了一项针对中国的禁令，即不准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

远在美国的杨振宁收到消息后，立即给正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写去了信，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国探亲访友的愿望。

杨武之立刻向国务院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欢迎。就这样，杨振宁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到了北京后，杨振宁先后与昔日的同学老师如邓稼先、周培源等人相聚。

更受瞩目的是，他与自己的岳父杜聿明的首次见面。

1971年7月2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从美国回来的杨振宁一家，

周总理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两人的谈话内容从科学研究、国际动态到家庭生活，事无巨细，没有拘束。

谈话过程中，周总理显得十分兴奋。

不过，就在这个公开场合中，周总理很罕见地当场纠正了杨振宁的一个“错误”。他听到杨振宁叫曹秀清“妈妈”，却叫杜聿明“杜先生”时，周总理当场纠正道：

“你应该叫岳丈大人。”

随后，周总理又对着曹秀清幽默地说道：

“您应该做到女婿旁边，不是都说丈母娘爱女婿嘛。”

在场的人一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回国之行让杨振宁深受感动，回到美国后，他先后在美国好几个城市进行了演讲，让很多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并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与此同时，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美籍华人纷纷回国探访，并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期间，

多达100多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踏上祖国的土地，打开了新中国和世界交流的大门。

2003年9月22日，杨振宁正式对外表态：

今后的学术研究活动将主要集中在国内。

这一年年底，杨振宁定居北京，此后常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两地。

从此，杨振宁除了执教、培养人才外，他还一直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面对台湾学子时，他曾动情地说：

“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

杨振宁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也尖锐地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他又自信地表示中国人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

“这些问题并不比在过去100年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巨大问题更为严重，既然100年前我们能够将问题解决，那么今天的中国，凭借内在的韧性，依然可以克服困难。”

2015年4月1日，杨振宁正式成为了中国公民，放弃了美国国籍，实现了父亲的遗憾。加入中国国籍是杨振宁个人私事，是他父亲一辈子的愿望。早在1997年，杨振宁便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

“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我。”

多年后，杨振宁终于圆了父亲的愿望，也实现了自己回归祖国的愿望。